第21章 “女侠”形象中的“女”与“侠”

——评priest《有匪》

高寒凝

倘若梳理长篇武侠小说中“女侠”形象的源流，自不免从侠女十三妹（《儿女英雄传》清文康）讲起。初登场时，她携一身江湖豪侠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超然的拯救者；到终章处，却变得温良贤淑，成为男人坐享“齐人之福”的理想对象。十三妹人物形象的前后断裂，最终转化为两个迥异的人格侧面，或指向“女”，或指向“侠”，互为表里、此消彼长，构成传统武侠小说中“女侠”形象的基本框架。并经由民国武侠（王度庐、还珠楼主）和港台新武侠（金庸、古龙、梁羽生）的一系列精彩演绎而发扬光大。

从十三妹到《有匪》中的周翡，“女侠”们似乎仍是一边锄强扶弱，一边谈谈恋爱，但细细品味下来，终是皮囊虽似，筋骨已改。

在这个过程中，第一次微妙的变革发生在大陆新武侠（直接传承自港台新武侠）女性写作的实践里。当女作者们涉足武侠创作，开始书写她们心目中的“女侠”，女性自身的需求与欲望便无可避免地从文本中浮现出来。于是，在这个以武侠类型元素包裹言情内核的创作脉络中，“女侠”中的“女”字所包含的性别意识和内在关切，终于得以崭露头角。

此后，网文时代到来，“女性向”大历史写作[代表作有倾泠月《且试天下》（2006）、祈祷君《木兰无长兄》（2014）等]承接此前大陆新武侠女性写作的传统，在爱情故事之外另辟天地，试图向历史纵深处探寻女性历史主体性的所在。却也同时脱去了武侠的类型躯壳，不再着意塑造“女侠”式的女性形象。

在网络文学繁荣发展的十余年间，武侠类型式微，“女侠”亦凋零。直到纯爱大神priest回身武侠，类型传承中的新与旧、破与立，才得以跨过此前一系列不甚成熟的尝试，汇聚在周翡的双肩之上。

得益于“女性向”大历史写作的铺垫，周翡甫一出场便劈开了情与爱的小世界，去到广阔江湖游历渡劫。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回归到了十三妹形象中“侠”的那一面，重新迎合了“女侠”身为“无所不能的拯救者”的想象。这一想象驱逐了“女侠”固有的性别属性所包含的弱者身份，也拒绝了一切探讨性别问题的可能性。而在大陆新武侠创作脉络之后，“女侠”形象已经经历了某种再诠释：她们首先是女性，其次才是侠客。《有匪》也并不回避这一点，反而剖开了“侠”的坚盔利甲，向读者展示女主人公内心的焦虑与不安全感。

即便是以慈父面目出现的周翡父亲，也曾谆谆教导“当今天下，豺狼当道，非苍鹰猛虎之辈，必受尽磋磨，生死不由己”，这句话几乎是小说前半部分的文眼。后来周翡将这句话转述给别人，自己又补了一句“我只好拼命练功”。在小说中，周翡为了保护四十八寨的亲友和无辜的百姓，不惜一次次身陷险境、绝地反击。而作者一边随时为她保留卸去重责、独善其身的选项，暗示她身为一个女孩子，本无须冲锋陷阵，却又从不曾安排她后退半步。此外，小说还用堪称吊诡的笔法构设了周翡“无所依傍”的现实处境：慈爱而权重的父亲远走边关，出身贵胄的男友成了“睡美人”，反而需要等待她的拯救。而看似最可堪依靠的长辈，母亲李大当家，却始终以“女强人”的冰冷形象示人，没有承担任何“慈母”的功能，反而成为周翡渴望超越的假想敌。

这种矛盾的笔法，对世道艰险的夸张和强调，对女主人公内心责任感与不安全感之间冲突的渲染，无疑包含着对当代女性生存境遇的某种隐喻，以及对女性弱者身份的坦承与超越。这意味着《有匪》正不可避免地与“女性向”网文中的女性主义脉络（“女性向”大历史写作亦是这一脉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发生勾连，并试图将“女侠”中的“女”字从性别符号拓展为性别议题。

有趣的是，《有匪》的作者priest向来以创作纯爱题材闻名，这也就意味着，她此前对性别问题的探讨往往并不涉及女权。因此在过往的纯爱书写中，priest身为女性的性别意识和性别经验是无须显露的，纯爱文丰富的类型传统和类型元素已足够支撑整个创作。然而一旦作者开始透过“女侠”周翡的视角面对这险恶人间，她自身的性别经验便绝无可能被彻底排除在外。这一调用、整合的过程显然并不顺畅，甚至不免伴随着某种创伤性记忆。因此使得小说在行文和叙事上远不及作者此前的纯爱创作那样圆熟完满，却又更为深刻地唤起了部分女性读者与之相似的生命经验，激起某种直抵心灵深处的回响。

伴随着武侠小说类型传统与女性主义面向之间的撕扯与冲突，同时纠缠反复于作者的个人创作与性别经验，《有匪》在此复杂的背景之下，书写了“女侠”周翡鲜血淋漓的成长史，又或者，也是无数当代女性的个人成长史。

直到故事的结尾处，一代女侠武功初成，执三尺青锋之利，于广阔天地间来去自如。

但你不该被她的英气面容与夭矫身形迷惑，你要看她握刀的手：

那双手，手背是女孩子才有的白皙细嫩，手心里，满是练刀练出的伤痕和薄茧。

与每个追文至此，心有戚戚焉的读者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