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肯定考砸了。别的不说，光迟到就迟了15分钟。好在平时比较乖，在老班眼里，我迟到必然是“事出有因”。他一句话都没有说，直接把卷子递给站在门口不敢进来的我，挥挥手，潇洒地转头回讲台上去了。
我似乎渐渐成了有“特权”的小孩。迟到了，作业忘交了，老师没怎么骂过我。大概是我很少犯错误吧，他们觉得我是个值得信任的孩子，一个不必多说什么就能分辨是非对错的孩子。但是，要是我错犯多了，或者犯得太大了，他们也许就不再会信任我了，我也就没有这种“特权”了吧。
米乐是对的，人只有一次被相信的机会。老师们因为信任给了我“特权”，而其他“特权”又算什么？或许是关爱，或许是“不放心”，总之，它们的存在说明了一件事：我不再是曾经的我了。我是需要“特别照顾”的对象，有双倍的零花钱和自己的房间，无论考得多差、事惹得多大，我不会挨打，连骂我的话都听不到几句。换作别的小孩，兴许是羡慕都来不及的吧。要是我没有人性与良心，倒是可以心安理得地享用，甚至提出更过分的要求，只要提出了，无论是亲人还是朋友都会尽最大的努力满足我。但我知道，“特权”背后是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我在逃脱惩罚的同时享受着他人的爱，这不公平。可我有什么弥补的办法呢？我只能自己惩罚自己。要时刻铭记犯下的错误，不能再犯。除此之外，最好什么都不要做。我必须承担这一切，也只有承担这一切。可这有什么用呢？所有人都跟我说，过得开心一点，可是我过得越开心，就越容易想起故乡的小山坡。那是乡下，我爷爷奶奶永远的居所，弦弦在那里陪着他们。一到晚上，风就越过拥挤的房舍，无遮无拦地带着沙子与泥土拍打到砖石之上，一天又一天，直到永生永世。
也许叶芮阳最能理解我吧，虽然我在等的是米乐——周末的晚自习早就结束了，他们班还是灯火通明，英语老师把全班人都留下来默写了。上次他和我们玩着玩着，突然想起了躺在病床上的表叔，就感觉自己不该坐在奶茶店里“享受生活”。作为病人的家属，亲人的痛苦与自己的正常生活是那么格格不入。而我呢……我现在的一呼一吸似乎都是对那个人生命的亏欠。而我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法告诉他。要是有上帝就好了，我或许可以祷告，可以乞求他让弦弦听到我的声音，哪怕在梦里也好。可是没有上帝，我知道，世界是物质的，坚固无比，像一堵墙。“我一定想往墙里钻，我会使尽全身的力气用背脊去钻那道墙，墙顶着我，我钻不进去，就像在噩梦中那样。”
燥热的风吹过漫长的走廊，穿过栏杆上的缝隙，仿佛人长久的唏嘘。在沉静的夜色中，我漫无目的地游走着，简直像个失忆的幽灵。
或许从这里跳下去就可以结束这种状态了。走到教学楼连廊尽头时这么想着，鞋尖悄悄探出了最下层的栏杆，我出神地吹了声口哨。不可能的。自杀是怯懦的。我不勇敢，但不能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了。还有那么多爱我的人。他们为我付出了许许多多，我不可以自私。
“又见面了呀。”
我真怀疑自己的口哨声是触发了什么机关，在人走得差不多的教学楼里，梅梅突如其来地出现在了我的身后，一如既往地把我吓得半死。
“你打招呼前能不能喊我的名字呀。”不好冲她发脾气，也不好在她面前显露出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只能这么说了。她嘴里叼着根棒棒糖，递了一根给我，没有收。
“每个人都回家了，你为什么不回去呢？是在等人，还是丢了什么东西？好像差不多。我可以帮你找找，或者陪你等等。”轻盈的声音裹着棒棒糖的浑圆，望见我没有回答，梅梅又说了下去，“你好像忙得很，是忙着发呆吗？还是老样子。你听别人说话听得专心致志，同时又心不在焉呢。”
“我丢了一块冰。”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这种莫名其妙的话，可能是太无聊又太想和人讲话了。
“现在可是夏天哦。你找不到它了。”
“对。我找不到它了。”
“你要是冬天弄丢的就好了。”
“冬天也不好，到处都是冰，我找不到我的那一块。”
“哦，冬天也不好。那什么时候弄丢比较好呢？”
“世上只有我一个人有冰的时候。”
“那也不见得好吧。弄丢了独一无二的东西，你会更难过的。”
“对啊。”
“你们昨天输了。”
“我们没输，只是被淘汰了。”
“有什么差别吗？”
“没有差别。但比赛是平局。”
“你不开心了。”
“我不开心。”
“很可惜，听说你们踢得很棒，就差一点。但没人会因为输球开心的，是吧？”
“是呀，但我们没输。”
她咬了一口糖块，嘎吱嘎吱。
“你为什么不吃糖呢？”
“不喜欢吃。”
“为什么？”
“太甜了。”
“糖就是甜的，总不能是苦的吧。”
“是的，糖是甜的。我不喜欢吃甜的。”
“你喜欢吃苦的？”
“不喜欢。”
“你怪怪的。”
“我也觉得。”
“总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有什么好期待的吗？”
“你有心事。很重很重的心事。”
“跟你没有关系。”
“跟我没有关系。”
“对。”
“你有点孤独。”
“我有点孤独。”
“你是不是喜欢照镜子？”
“我为什么会喜欢照镜子？”
“孤独的时候人会照镜子。”
“哦。”
“照完了也还是很孤独。”
“是呀。”
“你以后想干什么？”
“不知道。”
“我觉得你适合开出租车。”
“我适合开出租车。”
“你会遇见陌生人，你可以把自己的心事讲给他们听。”
“他们会听吗？”
“不会。大多数人不会。他们只会叫你开快一点，再快一点。注意方向。赶紧拐弯。不然，明天也到不了。”
“你怎么知道的？”
“契诃夫告诉我的。”
“你们都喜欢契诃夫吗？”
“我喜欢。”
“哦。契诃夫是个好作家。”
“对。契诃夫是个好作家。”
“我有点冷。”
“已经是五月了。你有点冷。”
“学校里的猫会冷吗？大晚上的。”
“‘猫会照顾自己的’，就像鸽子会飞出去。你要是问山羊，我就不知道了。”
“哦，我不用担心它们了。”
“对，你不用担心它们。”
“梅梅。”
“我在的。”
“人死了以后有灵魂吗？”
“你最近在看鲁迅。”
“没有。”
“自己想到的？”
“自己想到的。”
“这不是可以随随便便回答的问题。”
“所以，你不想回答。”
“不，你问了，我必须回答。不是不回答就不存在。但不能乱答。”
“你答不上来。你没死过。”
“对，我没死过。你也没死过。”
“我也没死过。”
“没人能说得清。这是真的。”
“哦。”
“你能给我点时间想想吗？我会认真想的，也会回答你的。”
“梅梅。”
“怎么？”
“我弟弟死了。”
“啊。”
我仿佛又看到梅梅在几个月前哈出的一股白气。冬天过去了，夏天到了，我还是感到寒冷。或许她是知道的。她没再说别的话，猛地把棒棒糖咬碎吞了下去，默默走到我的身后，伸出手来，像玩什么小东西似的，揪了揪我的耳垂。
“对不起。这件事和你没什么关系。破坏你心情了。”
“现在和我有关系了。”
“对不起。我本来不想和任何人说这件事的。刚刚没忍住。”
“不。你说吧。想说什么就说。我在的。”
“我弟弟死了两年半，快三年了。为了帮我做一件无聊的事，他在路上无缘无故地被一个楼上扔下来的瓶子砸了。很奇怪吧，人会被一个瓶子砸死。”
“‘哎！上帝的意志是难以捉摸的。’”
“你信上帝吗？”
“不信。”
“那你为什么这么说？”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因为不信上帝吧。”
“没有上帝的。即使有，也不是上帝让他死的，是我。我的意志。”
“为什么？”
“他死在帮我买东西的路上。我没叫他去，他就不会死。”
“可能是这样。”
“他特别棒。我哪点都不如他。大家都喜欢他。但是他死了。”
“嗯。”
“该死的是我。”
“没有谁是该死的。”
“可我们都会死。”
“那倒是的。”
“我的家人和朋友骗了我两年，说他是心脏病死的。”
“为什么骗你呢？”
“大概是为了保护我吧，让我不那么难受。也不一定，可能是怕我去报复。我小时候为弟弟打架，打起来就不要命。”
“你会去找那个丢东西的人吗？”
“我不知道。也许会。但他被判了三年，现在还没出来吧。”
“想报复吗？”
“弟弟回不来的。”
“他们不该骗你的。”
“不。我今天才确定自己被骗了。之前已经意识到了，但不敢去确认。我是喜欢谎言的。只是它再也骗不了我了。”
“这样。”
“我梦不到他。”
“你梦不到弟弟？”
“梦不到，一次都梦不到。”
“一次都梦不到。你想梦到他吗？”
“应该是想的。但我又害怕。我怕见到他。”
“你怕见到他。”
“你不敢看他的眼睛。他一定恨我。”
“有可能。”
“我一辈子都完了。”
“你还小。一辈子还长。”
“每天都一样。一辈子就是一天。我已经完了。”
“不要说这种话。我不喜欢。”
“可我没有办法。”
“你有办法的。你已经在做了。”
我转过身，疑惑地望着她。一片黑暗中，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她大概也看不清我的。
“这次你没有逃哦。”她轻轻牵起我的手，把那根准备给我的棒棒糖牢牢拍在了我的手心里，“你说出来了，就是在面对过去了。它是幸福的也好，痛苦的也罢，你都在面对了。”
“这没用。弟弟死了。”
“你还活着呀。”
“一想到这个我就更难过了。”
“至少你不再逃跑了。自责也好，懊悔也好，你背着它们走吧。走起来，别让它们压垮你。你丢了一块冰，它化了，变成水，变成气，你找不到它，只是你看不到它了。它还在的，不可能一点痕迹都不剩下。不要用眼睛，要用心灵去找，你还是能感受到它。你把水重新聚起来冻成冰，不会再是过去的那块冰了，我们每个人都清楚，但你已经在找了。或许找不到那块冰，但也许能找到你自己。”
“有什么用吗？”
“有没有用不取决于任何人，只取决于你。就像你手里的这块糖，它已经是你的了，吃还是不吃，怎么吃，什么时候吃，全都由你决定。你不会把糖还给我的吧？”
点头，又匆匆摇头。总之，我把糖揣进了口袋里。
“回家吧。再见。”
“嗯。下次见。”
风吹过回廊，她消失在了黑漆漆的那一端。
“你在这干什么呢！”
一个熟悉的声音有些故作威严地响起了。
“把手举起来，你被我逮捕了！”
我乖乖照做了。
“跟我走！”
被米乐押着回宿舍的路上，我几次想解释，我连那个女孩子的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但他没给我任何解释的机会，直到我们俩进了房间。寝室里，大家各忙各的，和往常一样。我被米乐推到了阳台上。
“你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吗？”
这副架势，比我今天审问蒲云和赵蕤时还要威严。
“我错了。”
“错在哪？”
“我没跟你说就……”
“知道就好！下次可不许这样了。吓死我了。”他踮起脚刮了下我的鼻子，“不是说好了，要去查那件事，得我们俩一起吗？你怎么一声不响就去了？”
我无奈地笑了笑。十有八九是赵蕤跟他说的，也可能是赵蕤告诉了姐姐，姐姐又告诉了他。懒得去弄清楚了。
“还有脸笑！我要罚你！”米乐跳起来敲了一下我的脑壳。
“明明是你自己不让我联系你的。”
“跟明明有什么关系？不许狡辩！现在是审判！”他不讲道理地岔开了话题，用拳头锤了一下自己的手掌，“判你把床的一半割让给我，作为赔偿！”
“怎么割啊，又没有锯子。”
当然不可能是真把我的床板切下来一半拼到米乐的上铺去。要是这么做，生活老师非把我们轰出去睡大街不可。米乐无非是要求我今晚陪他睡，虽然在他看来可能是他陪我睡。然而我们俩只会在室友都不在时挤在一起。我都能想象他们看到熄灯后米乐径直往我床上一躺是怎样一副表情了。好在涛涛在夜聊时谈起了昨天的比赛，另外两位室友大概会以为是我们被淘汰了，还很难过，就想互相陪着吧。但愿是这样想的。
“柯柯。”当大家都睡着以后，米乐贴着我的耳朵轻轻地喊了一声。
“怎么啦？”
“那个人要是出狱了，你想去找的话，一定要叫上我。不然，我就永远都不跟你玩了。我说到做到哦。”
“知道了。不过，你干嘛把我们俩的脚绑在一起啊？明天你要早点解开啊，不然他们看到了很不好的。”
“怕你梦游啊。”
“我哪梦游过？”
“睡觉了。”
“你是怕我跳楼吧？”
“睡觉！”
“我不会跳楼的。”
“我跟你说了，睡觉。你烦不烦？”
“咱们现在这样子，我要是跳楼了，你就不怕我把你给带上吗？”
“你敢！”
确实不敢。之前看过一个新闻，是在重庆吧，就有一个男的跳楼，砸到两个路过的女孩子。三个人都死了。杀人是最重的罪，无论是杀别人还是自己。
“柯柯。”
“嗯？”
“怎么不说话了？”
“你不是说睡觉吗？”
“哦。对了。我昨天晚上想，我要好好练射门，任意球也会练的。”
“好呀，我陪你练。”
“我要比蒲云更强。”
“你一定能比他强。”
“我们明年能夺冠的。”
“米乐。”
“怎么？”
“我有一块棒棒糖在外衣的兜里。明天一早我把它翻出来，咱们俩一人一半，好吗？”
“不好。”
“为什么？”
“要先刷牙才能吃糖哦。我们刷完牙再一人一半。”
“好呀。”
第二天早上，我翻遍了衣服裤子，都没有找到那根棒棒糖，人急得要死，差点又要乱丢东西了。米乐抱住了我，跟我说他中午会去校门口帮我重新买。结果就是我要他赌咒发誓不许一个人去。熬到了中午，我们俩一起出了校门。他走在前面，我把手搭在他肩膀上，一步不离地跟着，目不转睛地警惕着天空。毕竟零食店上面还有好几层楼呢。接着，我一脚踩到了人行道的坑里，两个人都摔了一跤。米乐又气又笑，边数落我没长眼睛边帮我拍着灰。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买到的棒棒糖真的很甜，我没有很讨厌它。要是能把之前那根再找出来就更好了。
梅梅这里指的应该是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苦恼》，写的是一位名叫姚纳的马车夫，一心想跟别人谈谈他才死不久的儿子，减轻一些内心的伤痛，可几次三番没有人听他的，结果他只好把满腹心事向他的小马诉说。上文说的注意方向、拐弯、明天都到不了全是乘客斥责马车夫的话。
出自海明威的短篇小说《桥边的老人》，讲的是西班牙内战中一名战士和老人在桥边的对话。老人因为战争流离失所，但并不畏惧死亡，反而是担心自己照顾的动物：猫、鸽子和山羊。老人认为猫能照顾自己，但其他两种动物放心不下。战士劝他鸽子能飞出鸽笼，老人依旧为山羊担心。
出自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礼拜二午睡时刻》，讲述的是一位母亲带着小女儿为儿子上坟的故事。当拳击手的儿子是个善良的人，被人打得三天起不了床也不会偷东西，走投无路之际被一位老太太当成小偷用手枪打死。母亲和妹妹来看望他，神父在得知死者的故事后说出了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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