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通过学校里的政治课和历史课，王秋很早就知道旧社会的工人阶级同时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压迫，比悲惨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这种字面意义上的“悲惨”，在他的脑海中基本上只是一个空泛而又飘渺的概念。由于没有具体实物可供对照，他原本还以为充其量也就跟现代中国的血汗工厂差不多。但是，如今看到这些活生生的恐怖例子，却让他简直说不出话来……
——实在是没话可说了！跟民国年代这些“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对工人阶级堪称是敲骨吸髓的严酷剥削相比，现代中国绝大多数所谓的“血汗工厂”，恐怕都能够称得上是人间天堂一般的福利工厂了！
其实，这应该要怪王秋看书囫囵吞枣，不注意联想和分析——课本上都讲了英国资本主义初期是“羊吃人”，这个词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两件事：第一，早期工人的生活要比农民差得多，必须把他们的田地化为牧场才能将他们赶进工厂，第二，他们进工厂之后并不是换了一种生活方式，而是活生生地被机器吞吃！
总之，在资本主义兴起、工业化开始萌芽的初期，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只会恶化，而不会变好。
举个例子来说，工业革命初期，瑞典和英国都在搞纺织业，瑞典人的纺织厂，童工死亡率超过30%。英国人的纺织厂。保证论你是谁，工人进厂三年就被累死——因为瑞典的纺织业在成本上比不过英国，最后被英国给挤垮了……“英国工业的威力仅仅是靠野蛮地对待工人、靠破坏工人的健康、靠忽视整代整代的人在社会关系、**和精神方面的发展的办法来维持的。（恩格斯）”[
站在后世的角度。许多现代中国人都很羡慕英国在工业革命时代的蓬勃兴旺，鄙视晚清中国的闭目塞听和腐朽衰败。可是，如果你当真穿越到十九世纪中期，维多利亚时代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去看一看……那么恐怕真的很难说晚清的农夫和英国的工人究竟哪一个更痛苦。
按照恩格斯的描述，当时英国利物浦上等阶级（贵族、自由职业者等等）的平均寿命是三十五岁，商人和光景较好的手工业者是二十二岁，工人、短工和一般雇佣劳动者只有十五岁！！！在曼彻斯特。工人的孩子有57％以上活不到五岁就死掉，可是，上等阶级的孩子在五岁以前死亡的却只有20％。而农业区各阶级所有的孩子在五岁以前死亡的平均也不到32％……工业革命的结果居然是让人活得更惨了！
——没办法，在发明抗生素之前，一场淋雨导致的小小感冒，都能发展成肺炎。继而让一个健壮的成年人倒毙。另外。由于卫生环境不好，霍『乱』、疟疾、寄生虫、肠炎、痢疾、天花、鼠疫等各种传染病都要夺去大量人口的生命。而工人阶级的生活环境尤为狭窄肮脏，人群的密集也有利于疾病的爆炸『性』传播，故而染病的概率远远超过其他社会阶层。
更要命的是，婴幼儿由于自身抵抗力低下，死亡率更是奇高。当时的英国工人家庭如果孩子生少了，很有可能一个都活不了，于是只有用拼命生孩子的办法。来确保至少有一两个小孩能活下来传宗接代。
正如
面对这样一个“要么过劳死，要么失业”的死循环，中国工人除了革命之外。还有什么活路可选？
“……我现在算是明白，旧社会的中国革命事业为啥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都已经把工人折腾到了‘不革命就是等死，革命就是找死’的程度，日子过得比奴隶还不如，怎么还能让人不造反？”
在听着这些工人们吐苦水的时候，王秋忍不住对杨文理教授嘀咕说，“……可咱们那会儿的欧美资本家怎么就变得心慈手软了。各种社会福利层出不穷，以至于把欧洲人养出了‘富贵病’来？”
“……记得切格瓦拉在游击战失败之后，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杨教授抬了抬鼻梁上的老花眼镜。幽幽地说道，“……如果没有绵延上百年的国际共运斗争和世界各国工人的鲜血，以及在二战后席卷全球的**运动风暴，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劳动者都别想从资本家的口袋里多掏出一个铜板。这帮家伙向来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除非有人把刀架在了他们的脖子上……
“……可国民党却不是这样做的，在红军离去之后，他们没有给老百姓修学校和医院，更没有提高他们的工资。而是选择用一场接一场的大屠杀来‘维稳’，这样看上去更加简单省事。”王秋反驳说。
“……所以蒋家王朝到最后就只有垮台了。而资本主义列强却生存到了二十一世纪。如果欧美列强的治国水平都跟蒋光头看齐，在冷战时期继续屠杀和虐待本国工农，而不是行福利制度的话，到了我们的时代，就早该赤旗『插』遍寰宇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核战废土副本，整个人类文明一块儿完蛋！”
杨文理教授一脸淡定地答道，同时伸手指了指面前这几位病骨支离、未老先衰的上海工人，“……说真的，跟他们如今在工厂里等着‘被过劳死’的生存处境相比，辐『射』废土的生活似乎也未必有多么糟糕……”
“……”王秋仔细一想，发现还真的很难说辐『射』病和肺结核到底哪个更让人痛苦，不由得更加骇然。
如果人民被压迫到了宁可毁灭地球也要跟资本家同归于尽的地步，那么人类还真是铁定要完了。
“……在我们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有工会组织的监督、国家法律的保护，让资本家不能再撕下脸皮穷凶极恶，有较为先进的医疗卫生条件以及相对宽裕的物质生活，使得工人的身体条件能扛住资本家较长时间的压榨，再加上较为宽松的社会保障政策和人口流动『性』，这才在一定程度上疏解了阶级矛盾，营造出一种繁荣和谐的景象。而且，随着少子化和老龄化的不断蔓延，社会矛盾正在转到新的方向……
归根结底，这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而资本的凶残本质从来都没有变化过劳苦大众不经过殊死斗争就没有福利，不时时提高警惕就等着已有的福利被逐渐剥夺……如何安抚群众，维护国家稳定，是国家和『政府』要考虑的事，在资本家的内部竞争中，确实是谁更没下限，谁就会赢！”杨教授冷酷地说。
当王秋和杨教授窃窃私语的时候，诸位地下党工友的“诉苦茶话会”还在继续。临到末了，一位在前年从美国回来的华侨，也讲述了一下他亲眼目睹的美国大萧条奇闻。
如果说，此时中国工人的苦难生活，还有一定的天灾和战『乱』因素，并且有很多人真诚地认为，只要天下恢复太平，一切就都会好起来……那么美国人如今在大萧条中的悲催生活，就完全是资本家在作孽了。
成桶的牛『奶』被哗哗地倒进下水道，健康的活牛被丢进密西西比河，棉花、葡萄和小麦烂在了地里，用玉米棒子当燃料比卖玉米买煤还合算，而千百万的城市居民却买不起那些贱到使农民破产的农产品！
当时，全美国有上千万的失业者被房东赶出门外，在美国全境到处流浪，『露』宿在丛林、公园、街头、车站，依靠偷窃和乞讨为生。仅仅纽约一地，在1931年就有至少两万人饿毙街头！『自杀』者更是数不胜数！
那位美国华侨也在大萧条之中失去了工作，沦为了流浪队伍中的一员，并且对这个突然降临的悲惨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困『惑』明明既没有天灾也没有战『乱』，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为什么却一边是乡下满地的农作物没人收割，另一边却是城里满街满巷的饿殍？这不科学！
这个问题他怎么也想不明白，直到他辗转回国之后接触了马克思主义，“……那真是上帝的旨意，我终于明白了这个世界的真理，那一刻我泪流满面。”于是他便毅然投身革命，加入了胡总政委的地下党小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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