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恋”不论是否存在，都不用紧张，更不能小题大做，要相信现在见多识广的孩子，他们能处理好大人听之就担心恐惧会影响学习的“早恋”。学生们不怕监控，只怕大人不理解他们。
说到监控，这老头校长上任后很快就发现学校的监控安装的“不够”，他也要跟风，加装监控摄像头。花钱的事，他学得快，社会上刮什么风，他准兴什么浪。当时不知为什么，各地学校的领导们都疯狂地安装监控，被网友戏说是因为监控设备贵，安多少还都自己说了算。有钱的就装密集些，森严壁垒够威风，没钱的就拿安全说事，苦谁也别苦了孩子，要看好祖国的花骨朵，勒紧腰带也得装。当然，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校长们出手都挺大方。
说时迟那时快，一转眼，校园里满楼道满院墙都有新装的监控头上岗，还真有壁垒森严之势头。就有老师戏说：等哪天说不定洗手间也给装上了呢。这装监控的是是非非是说不清，不然官人也不会蜂拥而至，稀里哗啦扎堆地安装。再说，人家就是靠监控发现了学生“早恋”，说明人家的监控是在坚守工作，而且还有人天天查看，也没白装。可风景这边独好的监控是否在工作就不一定了。
有网友就根据近年来众多与摄像头有关的新闻，总结出了几条有中国特色的“摄像头定律”，曰：“一，摄像头是玩‘政绩工程’的重要道具，很多地方都将安装摄像头作为一项重大工作举措大肆宣扬；二，公家安装的摄像头花费不菲，有的甚至还是‘天价’。因此，我强烈怀疑某些地方的摄像头工程其本质不过是某些经办人的‘致富工程’；其三，中国的摄像头‘识大体、顾大局’，对某些部门有利的时候，它们尽职尽责、一览无余，而对官方不利的证据，它们基本上‘选择性失明’，甚至还常常在‘适当的时机’坏掉，来个‘一推六二五’。例如，云南‘躲猫猫’事件中，相关部门以监房摄像头已坏为由拒绝提供录像。”可见让监控摄像头忠于职守也很难。
林思她们三楼办公室挨着礼仪班，按说顶着礼仪俩字，这个班的学生应该更文静才是，可恰恰相反，从来就没见过这么爱打闹的学生，用“疯”来形容也不为过。一下课，那帮女孩子就在楼道里追逐打闹，吱哇乱叫，在地上滚得一塌糊涂，拉都拉不起来。如果那监控在工作，应该能录上，如果有人查看，就能发现在楼道里打滚的学生，就应该有人来管。可这里好像是个“死角”，总让人觉得那些监控都是个摆设。学生不怕，老师不问：钱都花了，你问不是自找没趣，多管闲事，弄不好也落下个什么恐惧症就不值了。话说也怪，13年后，礼仪班出去应酬的机会明显减少，学生的表现反而有进步，也许是少了一份优越感，心也静了，不然总是到处抛头露面，动不动就与大领导合影，大小会议都仰仗礼仪班增色添彩，难免让十几岁的学生得意忘形，台上台下两个样，谁能说反腐倡廉，一切从简对这些学生不是一件好事。不过对学校而言，礼仪班外出的机会少了，对学校是个损失；别看礼仪班没办几年，可却没少在闪光灯下曝光，没少给学校长脸，没少给校长机会上镜头；礼仪班，那就是学校的鲜亮名片。有的专业班开了那么多年，都不及这新办的礼仪班出名，那就是学校的名星班，因为有了这张闪亮的名片，更多的人了解记住了这一职业学校。就有市区的某个职校校长说，他们也要办一个礼仪班，不排除是羡慕礼仪班的明星效益。世事难料，眼下也许那校长已经改主意了。
再说装监控花钱吧，那都是派大用场，校长当然理直气壮，也没事先告知老师们，那也是他的特色，所以大家就不爱开他的会，不排除会上该说的他不说，不该说的就信口开河没个把门的，反正这次他认为装监控的事没必要告诉大家，花钱的事他自己说了算，再则，纳税人的钱不就是用来花的吗。过去，原校长最爱在教工大会上说学校的工作，要做什么一定提前告知大家，让老师们心里有个数，要用多少钱，为什么要花这笔钱等，都讲的一清二楚，即能打消大家的疑虑，又能让老师们有主人公之感。谁都知道，瞒着老师们也可以，可那创建和谐校园就是句空话了。
这新校长也说要创建和谐校园，可他的自我意识让他的话成为空喊口号。特别是在花钱这件事上，他虽然老了没法再说：我的青春我做主，但他可以说：学校用钱我做主。这话细想一下也没错，校长负责制给了校长一人独大的权利，当然也养成了校长们大把花钱的毛病，更何况，钱往哪儿流老师们也管不着，不然怎么叫校长负责制。有大钱花，校长哪个不皆大欢喜，而老师们只有看不惯和心痛的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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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就用，有钱就花，没权没钱的百姓，就想有个好当家。这也是多年来大家的经验总结。
过去放假时章校长都给老师们发放一个大“福利包”，保证家中经济条件不太好的教师能省下一笔不小的年节货开支钱，这才是一心为大家着想的好当家好校长。可这老头校长一来，“福利包”一下子就缩水了。这钱都跑哪里去了呢，只有他自己知道吧，反正老师们不知道为啥会严重缩水。他怕是已经完全忘了他那“外甥打灯笼”的承诺和让大家“幸福”的大话。一个校长，能信誓旦旦地保证让别人幸福，还真自信，只是不知他是怎样理解“幸福”俩字的。这两个字，说深不深，说浅不浅，人人见解不同，而他大概认为能当上校长就很幸福，不然他怎么总说他26岁就当上校长了。说他已满足，也没人相信，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更没人说得清楚，毕竟校长上面还有局长，可他这年纪已经没有空间了。他也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那不想当局长的校长也应该不是好校长了吧。看来，这“幸福”二字还真不好下定义。
其实，老师们有自己的追求和目标。放低调说，首先是要把课上好，这是心情愉快的前提，也能为“幸福”贡献点指数。可现如今很多事情都走样了，分数、比赛、职称都成了校长手中的王牌，他已经把“幸福”这词与这些都挂了钩，大家的压力可想而知，想幸福也不容易，他在控制“幸福”指数。按照他的推理，当上将军的士兵一定会幸福，那么拿大奖、评职称就一定幸福得很，所以他才会说他能让大家幸福，当然主要得把挂钩拉得更紧。秋天来了，冬天就不远了；他来了，工作这块田地的幸福指数就掉头向下、渐行渐远。
“幸福在哪里啊，幸福在哪里”，这也许是谁都想过的不成问题的问题。“幸福”二字听起来似乎抽象，但并不遥远，相信每个人都曾经拥有过。
詹老师曾经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当然这是她和丈夫一起创建的。本以为等孩子考上大学，让这最令俩人挂心的事告一段落，精神就会大加放松，生活也会充满快意，让这幸福的家庭更加幸福。可万万没想到，一个突如其来车祸把一切都改变了。首先，为了治病这钱就像堵不住的流水哗啦啦地往外流，物价又不停地暴涨，福利也一再缩水，这日子过得开始紧巴。她已经好几个假期没回老家了，能省就省，看病要紧。她很难相信自己也会缺钱，这些年从来都没为钱伤过脑筋的她，如今都要精打细算过日子了。要知道会出事，当初不去该多好啊，詹老师常这样想。
出事那天的具体情况老师们开始都说不清楚，当时除了有人睡觉外，几个在说笑的人也没注意车子外面的事。车祸总是在瞬间发生，能有幸生还是命大，受个把小伤是福大，毫发无损是神助，遭受重伤则要听天由命，看自己的造化了。
事后听说出事的责任在旅游公司自己，是他们后面的车撞上了自家前面的车，导致坐在前面车上的老师们受伤，这才真正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最先撞到的就是坐在后面的老师，而且伤得很重，前面的老师也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最不幸的是欧阳老师，等救援赶到时，她已经没救了；何老师是第二个伤势最重的人，其他人算万幸，伤得不重。何老师当时就不醒人事，送到医院经检查，确认是脑干受伤，属重伤。
詹老师无论如何都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那些天只是担心路上不安全，但没料到就会出事，更不相信出发前还兴高采烈的丈夫，眼下竟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全然失去了知觉。要知道会出事，就不让他出来了，可谁又能先知先觉呢，这都是命啊。
几天后，他们一行十人，除了何老师重伤不能挪动，其他人都跟副校长返回，李主任晚两天走，观察一下何老师的情况，也帮助詹老师安排一下留下来的事宜。按医生所说，何老师要在医院住上一段时间，至于病情如何发展，暂时还说不清楚，就眼前情况而言，并不乐观。詹老师当然得留下来照看，这对毫无思想准备的她来讲确实很难，别说人生地不熟难办事，这伤情会如何发展，她心里都没底，精神上是几倍的压力山大。李主任走时也担心，何老师该不会真成了植物人吧，这些天他的病情一点起色也不见。
李主任一走，詹老师更觉凄凉孤独，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无了意识、就成了植物人、就起不来了。她不怕一个人守在这里，她就怕丈夫醒不过来。他还那么年轻，年刚四十，那么有才华，正置事业的巅峰，处在人生的黄金期；他还那么有事业心，工作满腔热情，成绩卓越突出，怎么就会．．．．．．，她不敢往下想了。更不幸的是欧阳老师，一想起她，詹老师又觉得丈夫还在，这是不幸中的万幸，是上天对她的眷顾，她不该消沉，要积极想办法，不能整天坐着，她得向电视上看过的节目那样，要跟伤者说话，那有助于帮他恢复知觉和意识。对，要呼唤他，她相信他一定能听见。
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不少，最有效的帮助植物人恢复意识的办法好像就是亲人的陪伴，不停地在耳边讲述从前值得回忆的往事，坚持住，就有创造奇迹的可能。
詹老师在那里守了三个月，前两个月看不到希望，每天不管她说什么，丈夫一点反应都没有，可她没放弃，是心底的那份真情给了她坚持的力量，在那种情境下，只有爱能让她无怨无悔地付出，诚心诚意地守候，无微不至地照顾；也只有爱让她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坦然面对，并做好准备接受不可逆转的后果。
那三个月是詹老师有生以来度过的最受煎熬的三个月，每天看着自己心爱的人成了植物人，那种心痛让人无法忍受，当每天的希望无一不落空时，那种无助感让人绝望；她觉得天都塌了，精神支柱都倒了，她不知自己流了多少泪，好像这辈子的泪都在这三个月流干了。
每天她守在床边，希望自己的话能传入丈夫的耳朵。她不停地说，不停地想，又不停地说，眼泪也跟着不停地流，那情景她永远也不会忘记。看不到希望时她流泪，出现了奇迹，那泪就更像河水奔腾，收不住了。
有一天，她又在说俩人在大学相识的事，没说多时，就发现他的脸抽搐了一下，接着手指也动了一下，她真怕是自己的错觉，因为她天天都有这种感觉。让她喜出望外的是，今天不是错觉，今天是真的，千真万确是真的！她目不转睛地盯着，看到了好几次他的手指在动，最后一次动得很明显，她的眼泪又止不住涌了出来，再也按耐不住的她，“呼”地一声，就跳了起来，哭着喊着跑去叫医生。她哭得很厉害，声音很响，她知道奇迹出现了，希望出现了，有盼头了！她的气一下子顺畅多了，头也不痛了，喉咙也不堵了。
差不多三个月了，天总算亮了，这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病房好似吹进了一股清风，让人透心地清爽，詹老师希望每天过得快快的，好让变化来得更多更大，让惊喜频频出现，让回家的日子更近。第三天上午醒来，詹老师发现丈夫的眼睛微微睁开一条缝，就急忙俯下身子：“何毅、何毅，”她激动地叫着，“何毅、何毅．．．．．．”，她除了叫他的名字，兴奋得什么都说不出来了。此时的她又哭了，那顺着眼角流出的是欣喜的泪，是胜利的泪：他们有希望回家了。毕竟，那里的医疗条件有限，她要尽快把他带回去，她要找最好的医生。
一个星期后，经医生检查，何老师已脱离危险，情况有好转，可以乘飞机回家了。当然这不是说他很快会好起来，脑干受伤要完全恢复很难。詹老师也知道不能抱太大希望，能否重新站起来医生都不确定，但万里长征总算迈出了第一步，只要努力就能见到曙光，哪怕是淡淡的光芒，也会照亮今后的生活。
要回家了，这三个月的担心受怕总算熬来了个好结果。之所以担心，是她心中的爱很深；之所以怕，是她不能失去他，不能没有他。这三个月，她想了很多，也说了很多，也许他就是听到了她的声音、懂得了她的深情才没放弃、才挣扎着回来了。她每天都问他还记不记得他们是在学校相识的，她相信息息相通的情感一定能唤醒他的意识。
按詹老师的话说，上大学时他们都是英语系的学生，是同届不同班。虽然两个班挨着，可要想时时见面也不容易。何老师个子高，人也精神出众，他自己班上就有三四个女生整天围着他转。巧的是他们俩都是生活委员，工作上有点来往，但这不关事，主要是詹老师很爱慕这个隔壁班的高才生，无奈的是，他班上的女生把他看的牢牢的，她很难有合适的机会接近他。就这样两个学期过去了，一点戏也没有，那个大男孩有那么多女生陪伴，也没多看她几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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