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民间文学主流论”及其他郭豫适

一、 关于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关系

目前有不少同志在谈到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关系时，只是片面地强调民间文学的决定作用，而没有看到两者之间是互相影响的，这是不全面的看法。Www.Pinwenba.Com 吧B．契切罗夫说：“文学（契切罗夫在他的论文里把‘文学’作为‘人民创作’或‘群众口头创作’的对称，实际上就是我们所指的作家文学或文人文学）和人民创作，是相互影响、彼此丰富的个人和集体的文学艺术形式”，“对广大的劳动群众来说，诗人和作家的作品是人民艺术家所时常指靠的范例。”(B.契切罗夫：《人民创作的研究问题——讨论的总结》，《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集》，第244、245页）很明显，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是极为显著的。今天，在我国掀起的波澜壮阔的新民歌运动以及它所产生的大量民歌，对诗人们的创作将起巨大的影响；同时，诗人们的某些优秀作品也由于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也在群众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这主要是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为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繁荣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结合，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条件。但是，就是在过去，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之间的影响作用也是双方面的，而不是单方面的。我国第一个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就深受楚国民歌的影响，而它的成就却高于一般的楚地民歌。唐代民歌对唐代诗人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杜甫、李白、白居易这些优秀作家的一些作品同样也影响着民间。“唐诗三百首”在群众中就是流传很广的。宋代柳永的词在民间影响更大，相传凡有井水的地方，就有歌唱柳永的词的（关于柳永词的评价又当别论，此处不赘）。人民有了《三国志平话》，但他们绝不排斥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人民有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但他们却很喜欢吴承恩的《西游记》。他们所以爱好这些经过作家创造性加工和提高的作品，是因为它的情节更加完整，内容更加丰富，艺术性也更高了。这就生动地说明了：一方面，民间诗人的许多健康、朴素、美丽的诗歌传说，为诗人、作家们所爱好和学习；另一方面，诗人、作家们也以自己优秀的诗歌创作呈献给人民，呈献给人民艺术家和人民歌手，有时候还经过人民群众的修改逐渐地成为群众自己的东西。

郭豫适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民间文学主流论”及其他关于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就作家文学来看，可以这么说，文学史上几乎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不是这样或那样地、或多或少地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作用的，但是假如笼统地把一切伟大作家的艺术成就都看作是由于民间文学的“决定作用”，这就不够妥当了。决定一个作家艺术创作的成就，首先是他理解、把握现实生活的深度，是他的世界观，然后才是古代文学或民间文学对他的影响作用；而就总的情况看来，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之间的影响作用是双方面的，不是单方面的。

二、 关于长处和短处

我们一方面要肯定民间文学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肯定其中有些作品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如实地指出民间文学的局限性（作家文学也有局限性，我这篇文章的重点不在这里，恕略），无视过去民间文学的局限性是不必要的。如果我们要求千百年前终日被压在生活重担之下的劳苦大众为我们提供出来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作品，这种要求本身就是反历史主义的。关于民间文学的复杂性和局限性的问题，我们在《应该把作家文学视为“庶出”吗》一文中已作了必要的叙述，此处不再重复了。我在这里要补充的是，有些同志显然是把这一问题作了过分简单的理解。比如有这么一种说法：“但是，我们并不否认，由于民间文学在阶级社会里是被统治、被迫害的，有的被统治阶级篡改了，也有的是统治阶级捏造出来的‘假货’。”（《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主流》，3月21日《解放日报》）这样的理解显然是不全面也是不够深入的。实际上造成民间文学的复杂性和局限性的原因，决不仅仅是由于统治阶级的“篡改”或“捏造”（虽然这也是原因之一），而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的。别林斯基要求人们有分别地看待民歌，“他自己便一方面在民间诗歌中看到了那些能够证明真正的人民的性格，证明俄罗斯精神的坚强、有力与不可摧毁的特征，另一方面也指出人民生活中的保守的方面在民间诗歌中的反映，强调地指出民间创作中的反动的成分，指出那与人民格格不入的教会思想体系所创造，并违反人民的意志强行灌输给人民的以及多少世纪的农奴制的压迫和沉重、黑暗的生活所造成的一切”(N．科列斯尼兹卡娅：《别林斯基论民间文学》，《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集》，第139页）。马克思在《德国意识形态》一书中写道：“在每个时代里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作为社会底统治的物质力量的阶级，同时就是统治社会的精神力量。”（转引自毕达可夫：《文艺学引论》，第412页）根据这一原理，我们可以知道，除了统治阶级的“篡改”或“捏造”以外，民间文学作品中的糟粕还由于这些作品的作者在实际上反映了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这里我还没有把民间文学中那些实际上并非由真正劳动阶级出身的作者所写的作品的复杂性估计在内）。

至于某些民间文学作品在文字、艺术技巧上的粗糙等现象，这主要是因为作者们在旧社会里被剥夺了受文化教育的权利的结果。譬如唐代的变文，一般地说，叙述比较冗长，文字也比较粗劣，艺术性是并不怎么高的。但是，有些同志对民间文学的评价未免过分地夸大了。他们说，“唐代民间文学……其深刻性，远远超过于同时代的文人创作”（北师大同学：《中国民间文学史》（初稿）上册，第285页）。有的说，“唐代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比起来是要先进得多的……而且就其本身来说，也比任何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要先进……更深刻更广泛地反映社会现实的人民生活”（北大同学：《中国文学史》上册，第242—243页）。我看这是言过其实。比方，我就不敢同意这样的看法，说杜甫的《三吏》、《三别》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跟北大同学所推崇的《永淳中民谣》、《鲁城民歌》和《乾符童谣》比起来要差一些，虽然像有些同志所指出的，这三篇歌谣在当时民歌中还是比较优秀的。我同意乔象钟同志的意见：“关于唐代民间文学，编著者们对它的评价之高，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认为唐代民间文学不但比任何一个伟大作家要先进，而且又最深刻地表现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又深刻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现实……难道唐代民间文学真正表现了这样深刻伟大的意义吗？在我看来，这些过火的赞美词句，并不符合唐代民间文学的实际情况。”（见4月5日《光明日报》）

其实，关于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互有长短的事实，就是坚持民间文学主流论的江笑波同志也说：“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还互有长短，我们不能一一而论。比如作家文学不少长篇巨制，而民间文学则多是短小的作品；作家文学的艺术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要高于民间文学作品……”（见4月26日《光明日报》）这种看法是实事求是的，正确的。

三、 关于划进来和划出去

有些持民间文学主流论的同志没有看到或不愿意看到民间文学的局限性的一面，于是在划分民间文学的范围上也采取了比较轻率的态度。比如，有的同志为了证明民间文学也有许多长篇巨著，就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划入民间文学，而且还说这些作品仍不失为直接由劳动人民创作的长篇巨著。据我知道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约万余字，而《西游记》却是数十万字的巨著。《诗话》的作者在《西游记》的成就上固然有巨大的功绩，但别的不谈，仅就篇幅激增这一点来说，否认吴承恩的创造性的艰巨劳动也是不合适的，而且说《西游记》等作品是直接由劳动人民所创作，也是欠斟酌的。有的同志为了使民间文学包含的都是最优秀的作品，于是除了把一些他们认为“反动作品”划出去以外，就连“一些宣扬因果报应、色情庸俗、成仙出世、歧视妇女、贞操观念、忠孝节义等消极作品”，也从民间文学中排除出去，认为那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学”。我认为这样做显然是不妥当的。

总之，这些同志既把民间文学的范围扩大了（把好的作品划进来），又把民间文学的范围缩小了（把坏的作品或有消极因素的作品划出去）。按照前一种办法，固然不够妥当；按照后一种办法，同样也不妥当。因为照后一种办法，我不知道唐代变文能够被划入民间文学的还有百分之几？宋元话本和明清拟话本中又有多少可以得到民间文学的称号？我想，那样一来，人们所希望看到的民间文学即使不是寥寥无几，恐怕也所存有限了，哪里还能够成为我国全部文学史的主流呢？

北师大同学在《中国民间文学史》里也将一些非民间文学作品划入民间文学的范围，例如，将一首注明是“临安曹吏语”的官吏的作品划入宋代歌谣中。我看这是不很适宜的。这样做其实是可以把更多的优秀的文人作品划入民间文学范围的，因为那些优秀的作品对旧社会的暴露和讽刺是很尖锐的，和人民的思想感情是相通的，并且也往往采用民歌的形式（如乐府民歌的形式）在民间流传呢！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会把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范围混淆起来，是没有什么益处的。

文学作品是作者在他的世界观指导下通过艺术创作对于客观现实世界的认识和反映，任何作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他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制约，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都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在肯定它的成就和价值的同时往往也可以找到它的局限性的缘故，这也是我们对待古典文学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的根本原因。

对于文学史上某些有缺点的文学作品（包括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作品），我们应该作仔细的、具体的分析，如实地指出它的局限性表现在哪里，在整个作品中所占的比重怎样，它是不是属于主导倾向，是基本的一面还是次要的或不重要的一面，它是怎样产生的，对读者有什么有害的影响等等。这就是分析批判的过程，也就是吸取其精华、抛弃其糟粕的过程。如果避开这个艰巨而又细致的实践过程，只是消极地把它们划过来划过去，是不解决问题的。

四、 简短的结论

民间文学主流论或正宗说既不尽符合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又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可见这种提法是不科学的、不够妥当的。

过去资产阶级文学史家对民间文学抱着贵族老爷式的轻视、鄙视的态度，是应该予以彻底纠正的。目前出现的几部新的中国文学史是这样做的，这很好，但是我们在如实地指出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价值和作用的同时，应当尽可能避免发生其他错误倾向。

（原载1959年7月8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