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胡乔木同志访晤施蛰存先生记郭豫适

一、 引言胡乔木同志晚年很关心高校和高校教师。Www.Pinwenba.Com 吧1987年他在沪期间，曾两度视察华东师大。他对大学教学情况非常关心。座谈会前还利用一点时间会见过几位老教授，其中有名誉校长、教育家刘佛年教授，乔木中学时代的老师、地理学家胡焕庸教授和文艺理论家、中文系徐中玉教授等。1989年11月间，乔木同志时在上海。

他又表示要看望师大中文系的施蛰存教授，因为他读施著《唐诗百话》，施蛰存：《唐诗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觉得“很是受益”，想起在中学生时期就开始接触施老的作品，又从该书卷首《序引》中得知施老曾大病住院年余，《序引》中记述《唐诗百话》撰写过程，其中有言：“1983年初，正想挤出时间来完成这个工作，想不到从3月中旬起患了一场大病。我在医院中住了十八个月，于1984年9月出院回家。”关切地询问施老健康情况，能否在校中或住处见客。

施老十年前因患直肠癌做过大手术，术后情况良好，但是外出行动不便。他住在校外，难以到校。乔木决定到愚园路访晤施老。

11月29日上午，乔木由市委有关负责同志陪同趋访施老，我也陪同在座。那次晤谈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彼此谈文坛往事，谈鲁迅，谈《现代》杂志，谈书，谈书的出版和阅读，其中就谈到《唐诗百话》。施老是我的老师，有幸在他的“北山楼”聆听两位老人的晤谈是很愉快的，何况又确实是“一番内容丰富、亲切有味、令人难忘的谈话”。拙文《胡乔木同志谈〈唐诗百话〉》，载《文汇报》1993年7月17日。事后有些师友和同志希望能够把乔木和施老当时所谈的东西全写出来。我感到那次谈话对我们大家，尤其对从事思想、理论、文艺工作的同志确实很有好处，它不仅使我们对历史情况增加了一些了解和理解，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对现当代文艺一些历史问题乃至对于一些现实问题的回忆和思索。不过，全写出来却做不到，因为那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

郭豫适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胡乔木同志访晤施蛰存先生记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事后曾向施老询问一些问题，施老还向我提供了在那次谈话以前他发表的几篇有关的文章。考虑到要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胡、施二位的谈话，我又查阅过一些有关的史料，对此文中涉及的某些问题或情况有所申述。但就乔木那次访谈而言，则无论是笔者还是施老，都觉得当年谈话有些内容已经遗忘，现在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有遗漏，不完整。文中对胡、施二位的谈话，除了某些语句由于印象很深因而加上引号以外，成段的话一般就没有加上引号，只是传达谈话的大意，具体文字的准确程度则自应由笔者负责。

二、 到“北山楼”会晤施老寓所是在愚园路临街一座房子的楼上。楼虽不高，但楼梯局促，虽扭亮了小电灯，照明度仍差，视力不佳者要上“北山楼”不大方便。那天上午，施老在他的起居室、书房兼会客室迎候客人。乔木一行扶着楼梯慢步登楼入室，施老已站在房门口和客人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乔木和北山老人均露出愉快的微笑。

接着客人和主人就围着房间中央一只方桌坐下来，彼此靠得很近，各人面前一杯清茶。乔木和施老就像未曾晤面的熟人，虽是初次相见，一见如故。

乔木说：“施先生，我很早以前就读过您的作品了！”施先生很高兴地笑着说：“谢谢您来看我！我也老早就知道您了！不过，那个时候有‘两个乔木’，人们对此不大清楚。”对于施老所说当年有“两个乔木”的话题，乔木微微点头，但对“两个乔木”是怎么回事没有具体回答，脸上若有所思的样子，大概因为施老此际提及“两个乔木”时，其中另一个“乔木”已经于数年前不幸病逝，施老的话无意中使胡乔木感到哀思吧。

原来事情是这样：当年胡乔木、乔冠华两位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且又都署名“乔木”，所以就有了“两个乔木”这个问题。外界有人以为是同一个人，有人猜可能是两个人但又不甚清楚。据说后来是**同志找二位来过问此事，并提出建议，让其中的一个“乔木”——胡乔木仍叫“乔木”，另一个“乔木”就叫乔冠华。这样，“两个乔木”的问题就愉快地解决了。其实，胡乔木、乔冠华二位不但用名相同，而且是有更多方面相同之处的亲密战友。据乔冠华爱人章含之《十年风雨情》的记述，他们二人“是半个多世纪的战友，同喝家乡水，同出清华园，同用‘乔木’名，乔木同志是深知冠华的”。乔冠华1983年9月22日上午去世，当天下午她就收到乔木同志的唁电，电文满含深情，使她泪如雨下。《十年风雨情——我与乔冠华》，见《文汇报》1993年9月17日、19日。文中有胡乔木如下唁电：“炳南同志并转含之同志：惊悉冠华同志于今日逝世，不胜痛悼。冠华同志投身革命近半个世纪，对党和国家的贡献不可磨灭。晚年遭遇坎坷，方庆重新工作，得以博学英才，再为人民服务，不幸被病魔夺取生命。这固然是党的一大损失，也使我失一良友。惜因在外地，未能作最后的诀别，实深憾恨。谨希含之同志和全体家属节哀。胡乔木。”

三、 《现代》发表鲁迅文章“立了一功”

乔木和施老回忆起过去年代文坛的情况，其中给我印象甚深且又难忘的是，乔木不无感慨地说：文艺的事本来就很复杂，再加上有一些误会、误解，所以产生过一些本来或许是可以避免的悲剧。他说到这里稍有停顿，接着又补充说：“五六十年代也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往事，我们这一辈人主要是从文字记载上了解当年的情况；而五六十年代，我们已经是过来人，有了实际的经历并且记忆犹新。乔木同志说话声音不高，但话语十分清晰，短短的几句话使我们在座的人都感到很有分量，心情不免有点沉重。

显然，作为一位久经考验的有着丰富阅历的领导人，乔木不只是抒发个人的慨叹，这里面反映了他对历史的一种深刻的反思，他是在提示我们：大家应当认真地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接着，乔木首先谈到的是施老当年所编的《现代》杂志。他说：

“《现代》上面的文章，不能一概而论。”他特别称赞施老当年在刊物上发表鲁迅先生的文章，说：那个时候在您的刊物上发表鲁迅先生那篇文章比在党的刊物上发表它作用要大得多，“您立了一功！”乔木还说鲁迅那篇文章影响很大，当时张××(?)曾说，《现代》发表鲁迅那篇文章，是当年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乔木所说的鲁迅“那篇文章”，就是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文章——《为了忘却的记念》。《为了忘却的记念》发表于《现代》第二卷第六期,1933年4月1日出版。此文编入《南腔北调集》，见《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大家知道，1931年，左联五烈士，即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五位**员作家，被反动派逮捕后秘密杀害于龙华。鲁迅曾满含悲愤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发表在《前哨》月刊《记念死者专号》上，文末写道：“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该文作者署名L．S，文中未具体写出五位烈士的名字。两年以后，鲁迅又再写《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具体记述五位烈士的事迹，再次表达了对被杀害的革命烈士的真诚怀念，对反动派的强烈憎恨，同时再度显示鲁迅对革命事业的决心和对革命前途的信念。鲁迅的文章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启发和鼓舞青年们为国家和人民的光明前途而勇敢斗争。

乔木提到的当年对《现代》发表鲁迅此文给予极高评价的人究竟是谁？我当时只是凭声音听出好像是姓“张”(?)，名字没有听清。现在很后悔当时没有进一步问乔木。后来我问过施老，施老多年来是靠助听器听人家讲话，那天当然也不例外。他说他也听到乔木是说姓“张”，也没听清名字。他说：“会不会是张闻天？不过当时张闻天并不在上海。”施老这话是有根据的，此事我后来查阅有关资料可以佐证。

如秦建君同志曾考述鲁迅和张闻天的关系，说“张闻天与鲁迅于1931年2月至1932年12月期间，都在上海生活和工作，始终没有机会谋面”；但张闻天和鲁迅多有文字上的关系，张闻天1932年11月3日在上海出版的**中央机关报《斗争》第三十期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约一个月后，鲁迅在冯雪峰、瞿秋白商请下就写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与张文相呼应。

1936年鲁迅逝世的噩耗由秘密电台报告党中央，张闻天即与其他领导人以**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三个唁电，这三个唁电的起草人就是张闻天。张闻天对鲁迅素来非常崇敬，1939年他在《关于编辑〈鲁迅论文选集〉的几点说明》中就强调指出：“鲁迅先生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参见秦建君《无限的信赖——鲁迅与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从种种情况看来，乔木所说高度评价发有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的人极可能就是张闻天。

乔木进一步询问施老当年发表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的经过，问鲁迅此稿是怎样来的，发表此文是何想法。施老回答说：

“这稿子是我那天到现代书局楼上编辑室，在我桌子上发现的。我想会不会是雪峰派人送来的？但也不能肯定，我至今仍不能确切地说清楚。施老作有《关于鲁迅的一些回忆》一文，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鲁迅给《现代》的文章，通常是由冯雪峰直接或间接转来的，也有托内山书店的送货员送来的。但这篇文章却不是从这两个渠道来的”，“后来听说，这篇文章曾在两个杂志的编辑室里搁了好几天，编辑先生不敢用，才转给我”。施文见《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当时拿到这篇文章曾有点犹豫，但觉得鲁迅这篇文章写得实在好，还是应当发表。”施老说：“文章发表后，本来以为他们（适按：指国民党当局）会来找麻烦，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们倒没有来找麻烦。”乔木听到这里，接口说：“如果他们来找麻烦，那岂不是反而欲盖弥彰了吗？”四、 “杜衡后来到哪里去了？”乔木接着还提及当年《现代》杂志其他成员。他问施老：“杜衡后来怎么样？到哪里去了？”施老回答说：“他后来去香港，跑到那边（适按：指投奔国民党）去了！哈哈，‘第三种人’做不成了！”听到施老后面这一句话，大家都笑出声来。

乔木所说的杜衡就是苏汶。当年施蛰存、杜衡、戴望舒是好友，同为《现代》杂志主要成员。那时苏汶曾著文标榜自己是“第三种人”，他支持胡秋原关于作家应当是“自由人”的说法。他们的言论遭到革命文学家的反驳，如鲁迅在《现代》上就发表有《论“第三种人”》一文。

乔木和施老在谈到鲁迅及其文章时，语气之间都流露出对鲁迅的崇敬。施老在回忆中多次提到冯雪峰，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年施老编杂志、编丛书常通过雪峰得到鲁迅的支持和帮助。施老另撰有《关于鲁迅的一些回忆》、《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施蛰存：《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记

述二三十年代他和鲁迅、冯雪峰之间的关系。

施老在谈话中还把回忆往事推到自己年青时候读大学的经历，说到1926年他和戴望舒、杜衡在震旦大学念书期间都加入了共青团，三个人曾经互相配合完成散发传单的任务。施老和乔木谈话时对此说得很简略，而他在《震旦二年》一文中对此有具体的记述：

“我们接到了散发传单的任务，便在一个晚上，**点钟，三个人一起出去散步。在拉斐德路（复兴中路），马思南路（思南路），吕班路（重庆南路）一带，一个人走在前，留神前面有没有巡捕走来。一个人走在后面，提防后面有人跟踪。走在中间的便从口袋里抽出预先摺小的传单，塞入每家大门上的信箱里，或门缝里。有时到小店里去买一盒火柴，一包纸烟，随手塞入一张传单在柜台底下。”《震旦二年》，载《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4期。施老说：

“有一次，我差一点被捕。”他回忆说：那一年（1926年）我于除夕回到松江，打算在家过完年后回上海，后来沪杭铁路交通一度中断，等我回到上海时，方才知道望舒和杜衡被捕了，如果我当时在上海，也会一起被捕。乔木同志问：“听说他们被捕是有人告密？”施老说，我后来听说，他们被捕与震旦大学国民党右派学生有关。

接着施老还说了一段话：包子衍前几年翻阅《申报》，包子衍那时被借调到北京，在鲁编室和我们大家一起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子衍同志不幸于1990年7月4日在上海病逝。他告诉我，1927年9月份某一天，《申报》上有国民党市党部公布本市共党分子名单，其中有我的名字。那时我和戴望舒、杜衡实际上已受到注意。“四·一二”后，蒋介石公开逮捕、杀害**员和革命工人，我就离开上海回到松江老家，望舒和杜衡被捕后经人说情保释，其后也离开了上海。为了确切地了解施老当时向乔木所说的这段话，我事后询问过施老。他回信中告知：那一天的《申报》是1927年9月6日，标题是《市党部公布本市共党分子名单》，其中有以下文字：“（震旦大学）有C.Y嫌疑分子：施安华、戴朝寀、戴克崇。”施先生告诉我，他入团时用的是化名“安华”，这也是他的笔名。戴朝寀就是戴望舒，戴克崇就是杜衡，二戴入团时均用学名。

施老并说：这个名单公布，是警告性的，并不是通缉令，各大学及文化机关共有二百多人名见报。

五、 《唐诗百话》“是一本好书”乔木和施老的晤谈完全是谈心式的，话题有远有近。乔木关心地问：施先生前几年动过手术以后，近来健康情况如何？生活情况怎样？施老如实、简要地说：现在就是住房较小仍有些困难，身体情况还好，还在写作，相当忙。这时我插话：施老这些年奋力著述，出手快，产量多，除继续主编《词学》学刊以外，施老多年和词学界同志共同努力，主编《词学》学刊，此系迄今为止全国唯一重要的词学专刊。该刊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不定期出版，已出版了十期。还接待许多人的咨询，为报刊撰写诗文，并编著、出版了多种著作，现在手头还有不少任务。乔木听了很高兴，他说：这次来看望施先生以前，已看过施先生的《唐诗百话》，这种书使人读了有益，“是一本好书”。乔木说到这里，在座同志不止一人都反映，现在社会上有些书不好，应当有一些好的书把坏的书“挤”掉。大家谈到除应出版新作之外，也应该多出古典名著、鲁迅的书和有关的研究著作。

谈到《唐诗百话》这本书时，施老当场从书橱里把书取出来，签了名奉赠客人。他还对乔木说：这本书再版，可否请您写一篇序文。施老笑着说：“如果您肯赠序，这本书销路就会更大啦！”又说：

“如果忙，写五百字如何？”乔木也笑着说：“那怎么行？您是大家，又是一本大著，怎么能只写五百字呢？”关于此事，我曾记在《胡乔木同志谈〈唐诗百话〉》那一篇短文里，其中曾说：“乔木同志读书心细，对唐诗又甚熟悉，他当时还就书里个别地方提出意见，请施老斟酌。”但短文未能细说，现在就此作一些具体的补述。

乔木就《唐诗百话》谈到了好几位诗人和作品，其中谈到孟浩然。乔木对施老说：您这本书有介绍有评说，讲了许多知识，对读者很有帮助，个别地方我提出来跟您商榷，书中有个地方说孟浩然

所作“都是五言诗”，此语不确，孟浩然其实也作有七言诗。乔木还举出了孟作七言诗的例子。他建议施老在此书再版时是否可改一下。对于乔木这个意见，当时施老没有表示同意与否。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没有听清乔木这几句话呢，还是出于礼貌不想打断客人的话，想多听听乔木发表意见？我还想到，会不会是施老手稿上落笔时“都”字前面少写了一个“大”字？还是手稿上原有“大都”两字但被漏排了一个“大”字，其后又被漏校了？这在近年来出版的书刊中，已成了常有的事。

哪知回到家里，我查翻了两部书，一本是施老此前赠我的《唐诗百话》，第446页上确有“他（适按：孟浩然）的诗也都是五言诗”一语；接着又查翻了《全唐诗》中孟浩然的诗，共二卷，孟作绝大多数是五言诗，但在大量的五言诗外确也有很少的一些七言诗，如七律《登万岁楼》：“万岁楼头望故乡，独令乡思更茫茫。天寒雁度堪垂泪，日落猿啼欲断肠。曲引古堤临冻浦，斜分远岸近枯杨。今朝偶见同袍友，却喜家书寄八行。”如七绝《送杜十四之江南》：“荆古相接水为乡，君去春江正淼茫。日暮征帆何处泊，天涯一望断人肠。”《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清康熙扬州诗局本剪贴缩印本,1986年10月出版。

此二诗据《全唐诗》上册孟浩然诗第二卷。由此可见，乔木细心地读过《唐诗百话》这本书，至少是仔细地读过相当部分，又由此可知乔木对唐诗有相当高的修养，否则就提不出这个意见。一般读者，包括对唐诗有一定接触的读者，可能只知道孟浩然作过“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春晓》）那些五言诗，未必知道孟也作有七言诗，因为孟的七言诗毕竟很少，在孟的全部诗作中简直不成比例。乔木的博学，他读书的广泛和治学的认真于此亦可见一斑。

这件事使我回忆起十几年前我们在北京编注《鲁迅全集》期间乔木审稿的一桩往事。那是在1978年12月间，乔木看了鲁编室送审的附有注文的新版《呐喊》单行本校样后，有一天晚上他请林默涵同志和鲁编室有关同志到京西宾馆去听意见，其时他在那里参加会议。有关同志回鲁编室后曾转达乔木如何认真细致审读校样的情况，说“他手里拿着《呐喊》的校样，在近三个小时中几乎是一口气不停地谈了三十多条意见”，见何启治、刘茵《播鲁迅精神之火》，那篇长文记述了新版《鲁迅全集》完成的整个过程，其中详细地记述乔木同志审读《呐喊》单行本注文的意见，文载《当代》杂志1981年第5期。有些是涉及政治性、思想性的，严肃认真地指出注文措词不可随便，要认真推敲；更多的是涉及行文造句等文字修辞方面的问题，他反复强调：“注释的文字要精练、准确、干净。”同上注。1978年他审读《呐喊》注文送审稿的情形，我是听别的同志传达；1989年他陈述对《唐诗百话》中有关孟浩然诗的一点意见，我是亲耳听到。这两件事使我真切地体会到乔木对待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对待文字工作的严谨学风，实在很值得钦佩和学习。乔木在我的心目中，更像一位博学、严谨而又温和可敬的教授、学者和理论家。

乔木和施老的叙谈不知不觉间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应当分手的时候，当乔木和施老握手告别、互道珍重的时候，显然两位老人都有惜别之情。

乔木同志出来后，还关切地询问华东师大现在的情况和我自京返沪的情况。我请他和市委负责同志有机会再到师大来指导。

六、 风范长存乔木同志

访晤施老后不久，我曾由校部转寄给他三本书。这三本书均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其中一本是《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中文版，该书日文原版由日本伊藤漱平教授寄赠给我，我和有关同志筹划出版了这个中文本。为什么要寄这本书给乔木同志？因为那次交谈时，我曾提到这本书。又因为乔木同志当时还问及我近年专业研究的情况，故同时寄去的有拙著《中国古代小说论集》和拙编《红楼梦研究文选》两本。后来我收到了乔木同志一封亲笔信：“豫适同志：承惠赠书三册，稍稍翻阅，均有获益，甚感。

蛰存先生所著《唐诗百话》，确是一部难得的好书，但嘱撰短文，自忖外行，殊难应命，便中乞代转告，希谅。即颂春节快乐。胡乔木1月21日。”此信写于1990年，信中再次称赞《唐诗百话》这本书，“嘱撰短文”即是当年施先生请他为该书作序，“自忖外行”自是乔木同志过谦之词。

1992年9月间，我从电视里得知乔木同志逝世的消息，感到十分突然和伤悼。前些日子，读到乔木最后一任秘书邱敦红同志发表的纪念文章：《他写了一部成功的历史》（写在胡乔木同志逝世一周年），其中谈到乔木最后写的《中国**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说：“这篇文章，是他在癌转移、全靠吃化疗药和‘兴奋剂’的情况下写出来的，用他的话说是‘拼老命写的’。”文末又说：“乔木同志一生没有其他嗜好，从不爱玩也不会玩，读书、思考、写作，是他每天必须重复的三件事。”邱敦红同志此文载《人民日报》1993年9月19日。斯人斯事，令我钦佩无限，特别是想到乔木同志晚年自己身患癌症，却仍那样挂念着确需多加关心的大学和大学里的教授，想到他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心里非常感动。写这篇文字，一方面是记叙乔木访晤施老的往事，另方面也是借此纪念尊敬的乔木同志，愿他劳瘁一生之后得到永恒的安息！

（1993年9月起笔，11月底写完）（原载《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编入《庆祝施蛰存教授百岁华诞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豫适按：此文收入刘中海等编《回忆胡乔木》一书，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其后该书增补一批文章，改题杨尚昆等著《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仍由该社于1997年5月出版。在后出的《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一书中，收入本文时加了一条重要的脚注：“胡乔木说的这个人是张荫麟。——本书编者注。”1998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