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萨维尔大街七号的柏林顿花园洋房——1814年谢里丹（谢里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1751—1816），18世纪英国最有成就的喜剧家。最有名的作品是《造谣学校》。）就是在这所房子里过世的——住着一位费雷亚斯·福格先生。尽管这位福格先生似乎刻意低调行事，但他仍然是革新俱乐部里最奇特、最出众的会员之一。
费雷亚斯·福格就在这位曾给英格兰带来过荣誉的伟大的演说家之后住进了这栋房子。但他是个谜一样的人，人们对他的事情了解得非常少，只知道他是位英国上流社会优雅、英俊的绅士，除此之外一无所知。
有人说他和拜伦很像——只是脑袋像，因为他的双脚无可挑剔——但是个留着小胡子和颊髯、面无表情、好像活到一千岁也不显老的拜伦。
福格肯定是英国人，但可能不是伦敦人。没有人能在交易所里看见他，银行里也看不到他，寻遍伦敦商业区的任何一家商行也无法碰上他，也没有哪个港口或码头停泊过费雷亚斯·福格的船只。这位绅士不是任何行政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不管在律师协会、伦敦四律师学校、林肯院或是格雷院，都从来没有出现过他的名字。他从来不打官司，既没进过大法官裁判所、王座法院、高等法院，也没进过教会法院。他既不是工业家，也不是批发商、商人、农场主；他从来没有参加过英国皇家学会，也没有参加伦敦学会；既不属于手工业者协会的成员，也不属于罗素学会的会员；西方文学协会里没有他的名字，法律协会里也没有他的位置；更不是直接隶属于国王陛下的艺术与科学联合会的会员。总之，从阿莫妮卡协会到以消灭害虫为目的的昆虫协会，他不属于英国首都众多协会的任何一个。
福格先生仅仅是革新俱乐部的会员，仅此而已。
如此神秘的一位绅士，是怎样成为这个声名显赫的社团的一员呢？这不免令人觉得奇怪。回答是：他是在巴林兄弟的介绍下加入这个俱乐部的。他在巴林银行开了一个账户。由于他的支票通常都能立即兑现，这就使得他有了“面子”，取得了一定的信用。
这位费雷亚斯·福格先生富有吗？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他是如何发财的呢？那可就连消息最灵通的人也说不清楚了，只有福格先生自己最明白，要打探这件事，最好是向他本人询问。但无论如何，福格先生一点都不挥霍浪费，但也不小气吝啬。不管哪里有什么公益或慈善事业缺乏经费，他都会悄无声息地拿出钱来，有时甚至不留姓名。
总之，没有人比这位绅士更不好交际的了。他尽量少说话，仿佛因为沉默寡言，他显得更加高深莫测。可是他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每天精确无误地做着同样的事情。这就使一些想象力丰富的人心有不甘，想探个究竟。
他有出门旅行过吗？也许是有的。因为没有人比他更熟知世界地理，好像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偏僻的角落是他不十分清楚的。有时他用简单明了的几句话，就能澄清在俱乐部中流传的关于某某旅行家不见了或迷路的纷繁复杂的流言；他能指出种种真正可能发生的情况，他似乎拥有一种千里透视的本领，而事情的最终结果也往往印证了他的看法。他大概是个什么地方都去过的人——至少也曾经神游世界。
但可以肯定的是，费雷亚斯·福格先生若干年来都不曾离开过伦敦。那些有幸比别人多那么一点点对他了解的人也能够证明，除了见到他天天经过那条从家里到俱乐部去的笔直的马路之外，没有人曾在任何别的地方见到过他。他仅有的娱乐就是读报和玩惠斯特牌，这种安静的游戏非常适合他的性格，他经常赢钱，可这些钱全用于他的慈善支出了，没有一分一毫落入他个人的腰包。另外，还必须指出，福格先生打牌仅仅为了消遣，不是为了赚钱。对他来说，玩牌就是一场战斗，一场与困难的战斗，只是这是一种用不着运动也无须跑来跑去、不会疲乏的斗争，这很合他的胃口。
人们都知道福格先生没有妻子、儿女——这可能会发生在最老实的人身上，也没有亲朋好友——这就有点非同寻常了。费雷亚斯·福格先生独自一人住在萨维尔街的公寓里，没有人进入过他的公寓，更不知道房子里面的情况。一个仆人就能够照顾他的生活。他在俱乐部里吃午饭和晚饭，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餐厅、同一张餐桌，他不招呼同仁，也不邀请外人。一到午夜他就按时回家休息，从没住过革新俱乐部为贵宾会员提供的豪华寝室。一天二十四小时，他有十小时都在自己家中，不是在睡觉，就是在梳洗。如果他打算散散步，也是一成不变，就是在俱乐部入口镶花地板的过道上或走廊上，踱着方步走来走去。这走廊的上部是装饰着蓝花玻璃的拱顶，下面由二十根红爱奥尼亚式的云斑岩柱支撑着。如果他要用餐，俱乐部的厨房、食品储藏室配膳房及供应鲜鱼牛奶的地方，就会把他们的美味佳肴送到他的桌子上。那些穿着黑礼服、脚踩绒鞋、态度庄重的侍者，就会为他在精美的萨克斯桌布上摆好特制的瓷质餐具。他喝的雪利酒、波尔图酒或是加入桂皮、香蕨和肉桂的红葡萄酒盛在精美的水晶酒杯中，这些杯子的模子已经失传。此外，在他的饮料中还加入了从美洲湖泊运来的新鲜冰块，冰爽可口。
假如这样的生活方式有点古怪，那不可否认这种古怪也自有乐趣。
福格先生的住所并不豪华，却非常舒适。另外，由于主人的生活习惯简单而有规律，因此仆人也比较轻松。然而，福格先生对他那唯一的仆人要求非常严格，要高度守时、生活绝对规律。就在10月2日这天，费雷亚斯·福格先生辞掉了仆人詹姆斯·福斯特——小伙子犯了个错误，他给主人送来的盥洗用水的温度是华氏八十四度而不是八十六度，此刻福格先生正在等着来顶替他的新仆人，那人应该在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之间过来。
福格先生在扶手椅上正襟危坐，双脚并拢，像个接受检验的士兵，双手放在膝盖上，上身挺得笔直、头昂得高高的，目不转睛地盯着挂钟的指针——这个结构复杂的挂钟能够指示时间和年月日。按照他平常的习惯，他会在十一点半准时起身，前往革新俱乐部。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敲费雷亚斯·福格待的小客厅的门。
刚刚被辞掉的詹姆斯·福斯特进来了。
“新仆人来了。”他说。
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走了进来，鞠了一躬。
“您是法国人，叫约翰是不是？”福格先生问。
“我叫让，”年轻人回答道，“如果先生愿意的话，就叫‘让路路通’好了。这是我的外号，这表明我天生的才干。我觉得自己算得上诚实正直，但是老实说，我干过的行当不少，当过流浪歌手，还在马戏团干过，我能像莱奥塔尔那样表演高空特技，像布隆丹那样在钢丝上跳舞。为了让我的天分可以发挥得更加充分，我又当过体操教练。最后，我在巴黎做了一名消防队员，在我的档案里还有多次参加火灾扑救的记录呢。但是，五年前我离开了法国，想要体会家庭生活的温暖，因此来到英国当起了仆人。可眼下我没有工作，听说费雷亚斯·福格先生是英国时间观念最强、最喜欢深居简出的人，因此慕名前来，希望可以在您府上安稳地生活，忘掉路路通这个名字……”
“路路通这个名字，我觉得挺好，”这位绅士回答道，“有人向我极力推荐您，我对您的情况也十分了解。那您了解我的要求吗？”
“知道，先生。”
“那就行，现在几点了？”
“十一点二十二分。”路路通伸手从口袋里拿出一只大银表来，看了看，说道。
“您的表慢了。”福格先生说。
“请恕我直言，这不可能。”
“您的表慢了四分钟。但没关系，您自己清楚就行了。从这一刻起，从1872年10月2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时二十九分起，您就是我的仆人了。”
说完，费雷亚斯·福格先生站起来，机械地用左手拿起帽子戴在头上，一句话也不说地向外走去。
路路通听见临街的大门第一次关门的声音，这表示他的新主人离开了。接着是第二次关门的声音，这是他的前任詹姆斯·福斯特告辞走了。
如今，萨维尔街的寓所里就只剩下路路通一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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