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把籁雅培养成了巴赫小姐。巴赫小姐,报纸上经常出现这个称呼,开始时出现在后部,字号较小,后来,字号越来越大,文章也越来越长,还加上了照片,照片也变得越来越大,最后她那张小提琴上方脸部特写的照片,登到了报纸首页。这一切在梵特看来,都像是某种时间性的定格聚焦,在其势不可当之中隐藏有某种不幸。他问我,是不是看出什么来了。“我不读报纸,”我说,“我不关心记者想什么,我只想了解事实,就像办事处报告那样干巴巴的事实;对这些事实我该怎样对待,这个我自己清楚。”他看着我,笑了。这句话听上去可能有些稀奇古怪,因为他差不多向我讲述了他的所有生活故事,可我还是第一次感觉到,他喜欢我。不仅因为我是个好听众。
列维把他的小提琴送给籁雅几周后,就是第一场登台演出。一切显示出,他在音乐界影响力很大,不论在纳沙泰尔,在比尔,还是在洛桑。演出大获成功,赞誉声一片。这个年轻女孩对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音乐清晰明了的演奏,令所有人赞叹倾倒,琴声在越来越满的大厅中响彻,人们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演奏了。记者们写道,在她的演奏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梵特甚至读到他在圣莫里茨想到的一个词:圣洁。
他每篇都读,收集的剪报越来越多。对每一张照片他都仔细端详。籁雅的鞠躬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有淑女风范,越来越规范化,笑容也越来越沉着、放松、有形。对他来说,女儿也越来越陌生了。
“当她说出一句她出自回忆的句子时,我会很高兴,觉得在巴赫小姐背后,她仍然是我的女儿,仍然是那个十年前和我一起站在火车站,听罗耀拉·哥伦演奏的那个小女孩。”
只是有时还让人感到担忧,那是很深的担忧,它来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令人压抑。有些日子里,籁雅说漏嘴的情况比平时更甚:“我告诉技术师了,这大厅里灯光太暗,太暗了;如果我能看清台下每张观众的脸,就好了。”“你想想,驾校教练问我这是小提琴还是中提琴。他连这两个有什么区别都不知道。他整天还听歌剧呢,他特别喜欢一个秘鲁新歌手,是个低音男中音。”“灌制唱片合同的事,大卫一贯正确;可他为什么每次都记不住,我受不了烟熏,这家公司又没有谁关心这件事。”这样的日子里,这位父亲感到,出了差错的不仅仅是女儿的语言,还有她的意识。他找来有关书籍来读,还格外小心地不让籁雅看到。
其实没有必要,因为对父亲做的事她似乎不再有一点兴趣了。对此,他绝望已极,甚至开始在公寓里抽烟,希望她至少会抗议。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不再吸烟,请人给整个公寓做了清洁卫生,籁雅还是只字未说。他出差了,去参加一次会议,在外面停了几天,为了把玛丽和另外一个女人忘掉。“你可是出门了好长时间。”籁雅说。她在纳沙泰尔过夜了吗?他可不是能问出这种话的男人。
梵特被籁雅学校的校长请去谈话。还有半年籁雅就该参加高中毕业总考了。她的情况不很乐观,特别在那些需要聪明才智的科目上,那些需要苦读的科目更是灾难性地糟糕。她差得太多,缺课太多。当然校长对她很理解,很宽容,他也为这个巴赫小姐骄傲,整个学校都为她骄傲。只是他不能违反所有规则。校长希望,这位父亲能同女儿谈谈。
要是同玛丽还有联系就好了。可是对籁雅来说,玛丽已经有两年不存在了。圣莫里茨之后,梵特曾问过籁雅,想不想去玛丽那儿坐坐,聊聊,不谈过错,只聊聊。她什么反应都没有。
从玛丽到列维,她心里一定出现了一个巨大位移。他很想理解她。难道他就不是能理解这些事的人吗?塞西尔——这个常笑话他天真的很懂世故的女人,对此会理解吗?
他试着同卡塔琳娜·瓦尔特谈。“是啊,是啊,玛丽·巴斯德。对,对,玛丽·巴斯德。”他没把她曾经的话忘记,所以他犹豫了。她当即站到列维一边:这是很自然的脱离过程,一个正常化过程。再说了,这个男人又是位天才教师!
这是一个正常化过程。梵特坐在那个北非人对面,任他透视般的眼光扫来的时候,又想起这句话。
玛丽不复存在了。难道他应该克服心理障碍,去找列维谈话?“喂?”列维在电话里说,“你的演奏很精湛。”梵特仿佛听到了这个声音,他又挂上电话。
他找籁雅谈。更确切地说,是对她讲话。他坐到她房间的椅子上——他很久没有这样了。他讲校长找他谈话,讲校长对她的关怀与愿望。他告诫她,又是威胁,又是乞求。我觉得,他主要是乞求,就为了她能通过高中毕业考试。也许她可以中断一下演出,停一停。如果她愿意,他可以同她一起补习功课。
至少暂时管了点用。她在家的时间长了些,他们又常在一起吃饭了。梵特心中又燃起希望,也希望重新找回与她的亲近。离统考只有几个星期了。然而,消息传来,最后一次考试结束后的第二天,她需同瑞士法语区乐团在日内瓦参加大型巴赫E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演出。此时正是领取成绩单的时候,她却得赶紧坐上火车,前往日内瓦,到那里参加排练。
当问她一些历史知识和化合物构成时,她会突然两眼发直,一言不发。梵特很为她的大脑担忧。不过,这并不是愣神,她只是忽然想起了日内瓦和她不想让他失望的著名的乐团指挥。他能从发直的眼睛里看到担忧,他只能再次诅咒她的名声,诅咒约尔,就是那个给她报名参加圣莫里茨小提琴比赛的老师。
接着那一天出现了,梵特成了让路易·坦帝纳特。那天夜里,他仿佛看到坦帝纳特坐在塞西尔旁边,手持方向盘,开着他那辆脏污的赛车,从蔚蓝海岸朝巴黎一路飙车,开了一整夜。不过在我想象中,坦帝纳特有着汤姆·考特尼的面孔。他抽烟,抽得很多,烟雾缭绕,遮着他的视线,熏着他的双眼。我觉得,从伯尔尼驶往纳沙泰尔的路上,他头痛得厉害,朝短路拐弯,刹车时车轮直叫,大灯开着,一路诅咒,闪在眼前的一直是12:00,这是籁雅考生物的时间,他得去截住她,把她接回来。幸运的是,一切还可行。看到考试时间表放在厨房桌上,他顿时心惊,遂想到籁雅很可能搞错了,已经去了纳沙泰尔——因为小提琴不在家,他心急火燎地把车开到因斯火车站,她应该在车上,可他眼睁睁地错过了那辆车,只好驶往纳沙泰尔。中间一次他下错了道,还得转回来,纳沙泰尔火车站没有停车场,该死的出租车司机,他想并入他们的车列,就是不成功,火车到站已经有几分钟了,得找到大卫·列维。他忙乱地翻电话簿,想让出租车司机告诉他路怎么走,却只见到讥讽的笑容,摇动的脑袋,他闯了一个红灯,漫无目的地拐了一个弯,遇到一位识路的警察。很快,他看见了她,脖子上挂着小提琴。
她一脸困惑、执拗的样子,不相信,也不想相信。至少得跟列维解释一下。在下下个房子前她按了门铃,列维穿着睡袍。下身倒都穿齐了,不过反正还穿着睡袍。“很抱歉,我搞错了时间。”那法语他一半是听到的,一半是从嘴唇那儿读出的。她致歉的眼神,让他感到何其卑微,她的手向他的方向示意,从列维的眼睛里看不到确认的意思,看不到问候。车门打开,放入琴箱,投上一个责备的眼光,好像一切都是提琴的错。赶紧读:孟德尔、达尔文、DNS、核酸酶、核仁、核苷酸,拐弯时她得抓紧扶手,表盘上的时钟打发走了一分钟又一分钟,突然,她失声痛哭起来,肩膀抽动着,俯下身去,头落到两个膝盖之间。
他把车停到学校拐角处,拥住她。他用宝贵的分分秒秒搂着他的孩子,她断断续续地讲出了她的害怕、担忧,怕考试,怕日内瓦的演出,怕手湿,怕列维的评语,还怕在酒店房间里一人的孤独。梵特擦了擦眼睛,当他讲述这些时。
慢慢地,她稍稍平静下来。他给她擦去眼泪,理平头发,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你可是籁雅·梵特。”他说。她笑了,像个遭遇海难的幸存者似的。走到拐角时,她挥了挥手。
几条马路之外,一个安静的停车场上,梵特自己终于撑不住了。他关上窗户,他不想让人听到他在哭。他动物般地哭嚎起来,把一切都哭了出来:他对籁雅的担忧,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对自己的孤独的哀伤,对那个穿睡袍男人的吃醋和仇恨——就是他,用那把尼古拉·阿玛蒂小提琴把她拴住了。他打开琴盒,有那么一刻,脑子里闪过一个疯狂而荒唐的念头,他要把提琴放到车轮前,从上面开过去。然后,开进高山,躺进雪里。
哭完了,没时间回家了。干脆在路边水池子洗了洗脸,去接籁雅。她通过了考试,虽然成绩不很好。她搂住他的脖子,一定察觉到了残留下的泪渍,看着他:“你哭了。”她说。
他们开进玫瑰园去吃饭。他原本希望,吃饭时他们会谈谈让他们哭出来的情感。可是,当点过菜后,籁雅拿起手机给列维打电话。“就一小会儿。”她说,带着歉意地。“对不起,今天我搞错了……不是,是口试……对,通过了……不是很好……好,尽快。”很快还不够,还得尽快。这个丑陋的小字眼已经把一切都毁了。梵特讲到这里时,好像他听到了那个该死的音节。订的餐一半留在了桌上,然后两人一起默默开车回家。感情的硬壳又一次合上了,他们俩的。
最后一次考试结束后,他又一次打起精神,开车把她带到日内瓦。音乐会开演前,他又把她送去。走在街头巷尾,他看着海报上写着“籁雅·梵特”的名字。对这些海报他也变得爱恨交加。有时,他的手从光滑光亮的纸上,轻轻抚过,又有时,他若觉得周围没有人看见,他会把海报抓下,撕成碎片,似乎是孤注一掷地要毁掉女儿的名声。一次他让一个警察逮个正着。“我是她父亲。”说着他拿出身份证。警察望着他,一脸疑惑:“女儿这么著名,您是什么感觉?”“不容易。”梵特答道。警察笑起来。接下来梵特又为这件事成了笑话生气,他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被那位一直站在边上的警察看到了。一时间,他们对视的眼睛都像是正面对着敌人。不管怎样,这是在梵特身上发生的事。
他已经好长时间没去籁雅的音乐会了。在大厅里看见列维一头掺着灰白色的长发,他就受不了。现在还是受不了。还好,他还是做到了把那头发忘掉。因为女儿现在的演奏,他好像是从未听到过的。在圣莫里茨时,就没什么可指摘的。那时他想过:这是一座音乐大教堂。可跟现在这座比,这座籁雅用阿玛蒂音响建造的、响彻在整座日内瓦城和所有水域上空的教堂比,它已成了小教堂了,现在这座才是真正的音乐大教堂。在这位父亲看来,现在只还有这座由明洁、幽暗夜空转换成乐声的大教堂。建造这座神圣的宏伟建筑的,让尼古拉·阿马蒂在1653年制作的这把无与伦比的乐器发出如此乐声的,正是籁雅的手,这双有着玛丽般沉稳的手。在此,那腮托上的面孔,那面孔上的眼睛大多是合上的。从圣莫里茨的那个晚上起——那晚餐桌旁边突然冒出一个大卫·列维——籁雅再没有在下巴下用过白布了。现在用的颜色,籁雅叫它浅紫色。他对这块垫巾作了一番研究,找到了他要找的:鲁克·布兰科,纳沙泰尔——这是以小小的黑体字印出的厂家名称。现在籁雅下巴下垫的正是这厂家的产品。她的面部肌肉随着音乐变化着,既出现在旋律变化时,也出现在技术难点处。他想起,几天前这张脸是怎么变了模样,湿湿地靠在他脸颊上,又想到那个“尽快”。此时,列维一动不动地坐在第一排他的座位上。
在她鞠躬前,第一眼投向了他,那里是爱意绵绵的学生的感激与自豪。乐队指挥做出一个手吻示意。她同首席小提琴手握了握手。梵特坐进车里时才知道,让他感到别扭的是什么:这种握手是可预见的,可怕的可预见性,好像籁雅已被带入一个巨大的齿轮系统,这就是巨大的音乐会企业机制,现在她得做出所有的规定动作,完成为她规定的弹道曲线。她的鞠躬,她那在跺脚与吹哨中的反复鞠躬也是同样。这位父亲又想起她第一次在学校登台演奏时的鞠躬。那鞠躬,既优雅,又带有羞涩,这种羞涩再也没有了——它让位于明星的光耀。
列维比这位父亲动作要快,先到了籁雅跟前。他们俩向他走来。“大卫,这是我父亲。”籁雅对那个将纳沙泰尔变成了一座可恶宫殿的男人用法语说。列维脸上的表情很轻松,保持着一定距离。这两位不同的男人伸出了手。列维的手是冷的,贫血的。
“很精湛,是不是?”他说。
“圣洁,天堂般的。”梵特说。
很久以前他在字典里查过这些词,为有朝一日遇到女儿像神一样推崇的精湛老师时,做些准备。他向一位说法语的瑞士女友征求意见时,她笑起来。“这很有诙谐的味道。”她说,“特别是‘天堂般的’,我的上帝,在这样的场合说‘天堂般的’,精湛!”
偶尔他还对相遇做过想象,在想象中这些词并不令他满意。现在他们来了。籁雅的脸上既有对这种诙谐的恼怒,又有对父亲的骄傲,她没想到,父亲还有这样机警的语言能力。“现在得去一个庆典,”她有些迟疑地说,“我可以坐大卫的车,他反正得去伯尔尼。”
她称他大卫,梵特坐上车后想,不过至少用的还是您。他感到列维的手冰凉,道别时他不得不又握了一次。籁雅没问他是否也想来参加庆典。他当然不会去的。不过他也不愿意被排除在外,不愿意被籁雅排除,特别不愿意被她排除。他想起玫瑰园,想起她打电话时的动作。那个动作就像一堵墙,那堵墙每秒钟都在长高,她在那墙里欣喜地期待着列维悦耳声音的出现。这回他又输了,在这半夜时分,她恐怕正坐在列维的绿捷豹车里。
梵特没有说,但我们俩都知道,他此时想到的是玛丽的那只手——那只手用尖利的钥匙头在绿捷豹车身上划出长长的一道。
马亭,我能看到你怎样飙车驶向因斯,驶向纳沙泰尔,你的眼前有你女儿,有你的目标。我也看到你怎样在夜里从日内瓦开回伯尔尼,没有妻子,没有速度,没有目标。有点像汤姆·考特尼,当他第二天不得不回到沉重难挨的刁难之中时。得胜了有几分钟,失败却是若干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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