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夜里,我徒步返回我在奥德街租住的那个房间。好在走了那么漫长的一段路程,我可以一边走路,一边沉思。丹妮去我房间与我相聚时,常常是在接近凌晨一点钟光景。有几次,她对我说:“我去看我哥哥了。”或者:“我去了拉内拉赫女友家。”但不会向我透露更多的细节。照我的理解,那位哥哥——她时不时地叫他“皮埃尔”——并不在巴黎常住,但会经常过来。而那位“拉内拉赫女友”之所以有这么个称呼,是因为该女友的住所位于拉内拉赫公园附近。她从未提过要带我去见她哥哥,但她对我说会找个机会让我认识她那位“拉内拉赫女友”。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但她并没有兑现诺言。
也许阿加穆里没跟我撒谎,也许在我走向奥德街的途中,他已经回到了大学城的房间。可丹妮呢?我依然能听见阿加穆里的声音,仿佛越来越微弱的回声:“她做了一些性质非常严重的事情……她可能摊上大事了……”我担心那天夜里等了也是白等。反正,我常常在深更半夜翘首等她,从来都不能确定她会不会来。要不,她在凌晨四点钟的时候出其不意突然驾到。我已经进入轻度睡眠状态,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把我惊醒,吓了我一大跳。我在那个街区等她时,总觉得长夜漫漫,但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我可怜那些人,他们必须在备忘录上记下不计其数的约会,而其中的一些约会要提前两个月预备。所有的一切都为他们预先安排妥当,他们无须等候任何人,永远都不用等。他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时间在急速地跳荡,在膨胀,然后重新平静下来,渐渐地让你产生休闲和无限的感觉,这种感觉别人都去毒品中寻觅,而我在等待中便能找到。其实,我还是蛮有把握,知道你早晚会来到我身边。快到晚上八点钟的时候,我听见我的女邻居关门,和她在楼梯间渐行渐降的脚步声。她住在我上面那一层楼。在她的门上,有一块白色的小纸板,纸板上用红墨水写着她的名字:吉姆。她的年龄跟我们不相上下。她在一部舞台剧中演一个角色,跟我说总担心去晚了,生怕戏开演了才赶到。她送了一些票给我们,给我和丹妮,我们也去林荫大道上的一家如今已经不存在的戏院看过她演戏。一辆出租车每天——星期一除外——晚上八点钟准时在奥德街28号门口等她,星期天则定在下午两点钟。透过窗户,我看见她穿着一件羊皮里上衣,钻进出租车,咣的一声关上车门。那是在一月份,之前的天气一直非常冷,而后街上被皑皑白雪覆盖,好些日子,我们仿佛远离巴黎,置身于一座小山村。我已经想不起那出戏的名字,也想不起剧情了。幕间休息之后,轮到她登台了。我在黑色记事本上记下了她说过的一句台词,还有确切的时间:二十一点四十五分接的是这句台词。要是当时有人问我缘由,我并不认为自己能够明确地答出一个所以然。可今天,我明白了:我需要时间坐标,地铁站名,楼房的号码,狗的系谱,仿佛我担心那些人和事物眨眼之间就会躲开或者消失,起码应该保留一个他们存在过的证据。
每天晚上,我都知道,在二十一点四十五分前后,她会站在舞台上,面对观众说:
“在她的生命中,我们将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在半个世纪——甚或一个世纪,我已经不会计算年份了——之后的今天,当写下这个句子的时候,忽然间我忘记了那种空虚的感觉。在晚上八点钟等着的出租车,戏开演了才赶到剧院的焦虑,因为在冬天并且下雪所以才穿着的羊皮里上衣,已经不再使用的寻常手势,将永远也不会再有人看到的剧目,消逝了的欢笑声和掌声,已经被人拆毁的剧院……“在她的生命中,我们将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暂停演出的星期一晚上,她房间的窗户透出灯光,这灯光也令我犹如吃了一颗定心丸。别的夜晚,只剩下我茕茕孑立,独自待在这栋小楼里。时不时地,我觉得自己丧失了记忆,自己到底在那里做什么心里也不是很明白。直到丹妮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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