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我和她一起漫步在我孩提时代住过的街区，平日里我每每绕开那里，因为它会勾起我痛苦的回忆，而且也让我觉得完全陌生和了无兴趣，因为它如今再也不是从前的样子了。我们过了圣日耳曼王家酒店，来到塔拉纳酒店门前。我看见我心仪的那位作家从酒店里走出来，他的一首诗作的名字就叫《丹妮》。我们背后，有一个男子的声音在叫唤：“雅克！……”他随即转过身去。他朝我投来讶异的目光，因为他以为是我在叫他，而且直呼其名。我好想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朝他走过去，握住他的手。我本来可以向他讨教，他的那首诗为何叫《丹妮》，是不是他也认识一个叫这名字的女孩。可我不敢。有个人朝他走过去，又叫了一声“雅克……”这时他才明白自己误会了。我甚至觉得他朝我笑了一下。那两个人，在我们前面，沿着林荫大道朝塞纳河方向走去。

“你也许应该走过去向他问个好。”丹妮对我说道。她甚至提出要代我过去与他接近，但我把她拉住了。再说为时已晚，他们从左边进入拉斯巴依林荫大道，然后便消失不见了。我们往回走，又一次来到了塔拉纳酒店的门口。

“你为什么不给他留封信，约他见个面？”丹妮问我。

写信就算了。下一次我要是再碰到他，我会克服自己的腼腆，走上前去和他握手。可惜的是，我再也没有遇见过他，几十年后，我从他的一位朋友那里得知，如果你跟他握手，他会一直神情倦怠地注视着你，然后问你：“五个手指都还在吧？”是的，有时生活百无聊赖、千篇一律，就像今天，为了找到逃逸线并从时间长河的缺口逃离，我写下这一页页文字。我们俩在出租汽车上下客站和塔拉纳酒店之间那块土台的长椅上坐了下来。我一定也知道，翌年，在我们身后的那条人行道上，发生了一桩凶杀案。有人把一位摩洛哥政治家押上汽车——自称是警察的车，但那实际上是一起绑架案，然后才发生了凶杀案。报纸上提到“乔治”，也就是经常站在尤尼克酒店大堂里的那个人的名字，把他视为这起凶杀案的元凶之一。每次我都预计会在报纸上看到保尔·夏斯达尼埃、杜威尔兹、杰拉尔·马西亚诺以及阿加穆里的名字，我很愿意听一下阿加穆里谈谈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但我很害怕，我记得那天晚上在路德斯剧院边上的咖啡馆里，他跟我说过的那句话：“我们都是得了鼠疫的人。跟我们混在一起，您很有可能会染上这种恶疾……”一天下午，我走进远在西城区，在奥特伊那边的一个电话亭。如此遥远的距离让我稍稍放心一些。我好像觉得尤尼克酒店坐落在另一座城市。我拨通了大学城摩洛哥留学生楼的电话号码，我和丹妮第一次跟他见面时，他留给我的那个号码，我把它记在了我那个黑色记事本上：POR 58.17。他不大可能还在那里占着一个房间。我听见自己用由于害怕而失真的声音问：

“请问能不能帮我叫一下加里·阿加穆里接电话？”

电话里出现了一阵静默。我差点挂断电话。可我忽然间感到一阵晕头转向，就像一个可以隐匿起来但突然又想铤而走险的人一样。

“您是谁？”

那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语气生硬，俨然巴黎警察局的一名警探。

“他的一个朋友。”

“我问的是您的名字，先生。”

我晕乎乎的，快扛不住了：准备把我的名字、姓氏、地址全都和盘托出。但我在千钧一发之际挽救了危局。

“特里斯丹·科比埃尔。”

一阵沉默。他一定在做记录。

“您为什么要跟加里·阿加穆里说话？”

“因为我想跟他说话。”

我的声音也变得生硬起来，比他还要生硬。

“加里·阿加穆里不住摩洛哥留学生楼了。您听清楚了吗，先生？您听清楚了吗？”

这一次轮到我保持沉默了。我感觉到电话线另一头跟我对答的那个人的局促不安，甚至还有我的沉默带给他的焦虑。我挂断了电话。后来，我常去圣日耳曼王家酒店和塔拉纳酒店前面的人行道，但两家酒店都不在了，仿佛有人想把犯罪现场处理干净，好让人忘记那起命案。上周，我甚至发现他们把出租汽车上下客站前面的长椅也移走了，那天晚上，丹妮和我，我们坐的便是那张长椅。

“真蠢……刚才，我本来可以走到他身边并告诉他我名叫丹妮……就像他的诗……”

她哈哈大笑起来。是的，那名男子，从我以前读过的他的作品，以及他那温厚老实的神情来判断，对我们肯定会很亲切，会很乐意跟我们在一起度过一些时光。我一个人独自漫步街头的时候，有时会吟诵他创作的一些诗作：

如果我死了，让我的亡妻

前往毗邻西特龙的雅威尔……[38]

圣克里斯朵夫-德-雅威尔。我们刚从这个街区回来，像往时一样，我陪丹妮去该区的邮局取信。一路上，我想把阿加穆里跟我讲过的事情通通告诉她，他影射的那起与她相关的“龌龊的勾当”，但我一直在斟酌该用什么样的字眼，更确切地说该采用什么样的语气，一种轻松的几乎是开玩笑式的语气，好让她免受惊吓……我怕她闹脾气——就像某个帮派当中的人常说的那样，也许就是尤尼克酒店里的那个帮派——也怕我们两人之间会闹出不愉快。

我们准备进入莱纳街，并循着这条街直达蒙帕纳斯。但在这条消失在地平线——蒙帕纳斯摩天大楼还没有用它那黑魆魆的一长条[39]让这条街道沉浸在哀伤之中——的凄清笔直的大街入口，我要打退堂鼓了。我问她是不是真的打算回尤尼克酒店。

“我必须去见阿加穆里，”她对我说道，“要他把证件给我。”

到把事情挑明的时候了。我还是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我问道：

“什么样的证件啊？是用米雪儿·阿加穆里做名字的证件吗？”

她看着我，呆若木鸡，站在人行道上一动不动，那个位置旁边现在是“一价”超市的入口，当时却是一个荒弃的花园，数十只流浪猫的栖身之地。

“是他跟你说的？”

“是的。”

她铁青着脸，我想到了阿加穆里。倘若他此时此刻站在她面前，她十有八九会朝他大发雷霆。然后，她耸了耸肩，用冷若冰霜的语气说道：

“这件事看上去很蹊跷，但完全合乎情理……米雪儿把她的学生证借给了我……我把自己所有的证件都弄丢了，要弄到出生证，需要办理一大堆庞杂繁琐的手续……我出生于卡萨布兰卡……”

这难不成是巧合？她跟摩洛哥也有关系。

“他还跟我说，有人已经给你弄到了假证件。”

我说的是“有人”，因为我不知道那个长着月亮似的没有血色的圆脸盘、别人叫他“乔治”的人的真名实姓，更不知道那是他的名字、化名，还是姓氏。

“哪会呢，压根儿就不是假证件……你说的是罗夏尔吧？就是那个经常待在酒店大堂里的那个男子。”

“他们都叫他‘乔治’的那个。”

“是同一个人，”她对我说道，“罗夏尔……他经常去摩洛哥……他在卡萨布兰卡有一家酒店……而，因为我是在那里出生的，他可以帮我办到临时证件……一边等着办正式的……”

我们没有进入莱纳街。也许要循着这条死气沉沉的宽阔街道走向蒙帕纳斯，回到尤尼克酒店，她想想都觉得有些恐惧。我们朝塞纳河方向走去。

“阿加穆里告诉我，你需要假证件，因为你被卷进一桩‘龌龊的勾当’……”

我们走到了美术学院旁边。一群大学生正聚集在人行道上。他们在庆祝什么事情。一些学生手上抱着乐器，其他人则身着各式各样的装束：火枪手，苦役犯，或者仅仅光着上半身，皮肤上用画笔涂着不同颜色的颜料，恰似印第安人。

“他跟你说我‘被卷进一桩龌龊的勾当’？”

她直视着我，眉头紧皱。她好像有些摸不着头脑。其他人，在我们周围，尖叫着，开始演奏乐器。我后悔说过的那些字眼：假证件，龌龊的勾当。可以说，我们本来可以像这些挡住我们去路的热情奔放的大学生一样……他们邀请我们去跳舞，去当天晚上的“四艺”舞会[40]。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挤出他们的重重包围，他们的喧闹和音乐总算在我们身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阿加穆里甚至叫我把他给你的那个以他妻子名义办理的学生证拿回去还他……”

她哈哈大笑起来，我不知道这笑是发自内心，还是强颜欢笑。

“而且，他还跟你说我被卷进一桩‘龌龊的勾当’？你觉得这一切可信吗，让？”

我们顺着滨河路往前走，我们是在那里而不是在暗无天日、令人窒息的莱纳街，让我舒了一口气。至少，这里很空旷，我可以呼吸。而且车流很少。静谧。我们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

“他血口喷人……被卷进一桩龌龊的勾当的人是他自己……他没跟你说过吗？”

“没有。”

所有的这些事都无足挂齿。唯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正顺着塞纳河的沿河马路往前走，无需任何人的许可，身后也没有留下任何拖累。我们甚至可以穿过塞纳河，消逝在别的街区，甚至离开巴黎去别的城市，过上另一种生活。

“他们利用他把一个常来巴黎的摩洛哥人拉下水……他不是很赞同他们的做法，但他不慎陷入泥潭难以自拔……他们叫他做什么他都只有言听计从的份……”我几乎听不清她所说的话。我只需和她一块顺着沿河马路往前走，只需听见她说话的声音。我对尤尼克酒店里的那些无足挂齿的人并没有多大兴趣：夏斯达尼埃，马西亚诺，杜威尔兹，那个别人叫他“乔治”但实际上名叫罗夏尔的人。现在我费力地重复着这些人的名字，就为了不让它们从我的记忆中完全消失。

“那你呢？”我问她，“所有那些人，你是迫于压力才与他们交往吗？”

“哪会呢……是阿加穆里把他们介绍给我的。我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跟罗夏尔也没有关系吗？”

我费了点劲才把这个问题跟她提了出来。我对那个被人叫做“乔治”的人，就像对其他人一样，一点兴趣也没有。

“我只是找他帮了个小忙……仅此而已……”

“那你的假证件上用的都是丹妮这个名字吗？”

“你就别取笑我了，让……”

她挽住我的胳膊，我们一起穿越王家桥[41]。不知何故，当从这座桥上穿越塞纳河去往右岸的时候，我总有一种轻松自如、如释重负的感觉。

在桥的中央，她停了下来。她对我说道：

“假证件还是真证件，对我们俩而言，真的很重要吗？”

不。一点也不重要。那个时候，我对自己的身份并不确定，她为什么就必须做得比我好？纵然到了今天，我仍然在怀疑自己的出生证明是不是真的，而且我会一直等到最后，等着别人把那张遗失的，写着我的真实名字、真实出生日期和真实父母亲姓名的卡片交还给我，那一对我永远都认不出的父母亲。

她把脸贴在我的脸上，在我耳边柔声说：

“你总爱刨根问底。”

我觉得她说得不对。数十年之后的今天，我试着辨读这个神秘的联络人从往昔岁月深处发给我的那些摩尔斯电码。可当时我得过且过，满足于过一天算一天，并不爱刨根问底。而且，对于我向她提的那些问题——问题并不多而且提出来的时候也没坚持非要她回答不可——她从来就没有给出过答案。只是有个晚上例外，但回答得含糊其辞。多亏了那个朗格勒转交给我的那份案卷，二十年后我才了解到阿加穆里所说的“她被卷入的那桩龌龊的勾当”。阿加穆里甚至明确地告诉我，那是“性质很严重的事情”。是的，确实很严重。毕竟有人丧命。

今天晚上我翻阅了朗格勒的那份卷宗，又一次恰好看到其中的一张薄型书写纸，上面有非常详细的细节，我把它抄录下来：“两颗子弹击中了受害人。其中的一颗是用枪口顶着射击的。另外一颗既不是用枪口顶着射击的，也不是近距离射击……两枚与射出的子弹相吻合的弹壳已经找到……”但我没有勇气把后面的文字接着往下抄。过些时候，逢上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当太阳和天空的蔚蓝驱散了乌云之后，我再回头看那些文字。

我们穿过杜伊勒利公园。我寻思着当时是在哪个季节。今天，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好像觉得那是在一月份。我依然能看见卡鲁瑟尔花园里的雪块，甚至在我们漫步的人行道上，杜伊勒利公园的边缘也有那样的残雪。在我们前面，利沃里街拱廊下的路灯都笼罩着一圈雾晕。然而，我还是有一丝疑惑：那也很有可能是在刚入秋的时候。杜伊勒利公园里的树上依然挂着叶子。它们过不了多久就要把叶子抖落掉了，但秋天对我来说并不意味着有什么事情终结消亡。在我看来，十月是一年的伊始。冬天。秋天。季节变换更替，在记忆中融为一体，仿佛这记忆在流逝的岁月中过着自己的生活，一种像植物一样的生活，从来都不是一幅凝固的、死亡的画面。是的，不同的季节常常彼此交融：冬天里的春天，初秋的小阳春……当我们走到拱廊下面时，雨下起来了，一阵瓢泼大雨，或是夏天里那种骤然而至的倾盆大雨。

“你觉得我真的敢拎着自己的脑袋，把自己卷进一桩龌龊的勾当之中吗？”

她把脸伸过来，仿佛想叫我仔细检查一番，然后，她直视着我，目光如此坦诚……

“如果我被卷进了一桩龌龊的勾当，我会告诉你的……”

这句话，在夜阑人静、辗转难眠的时刻，我依然能听见。我把它记在了我那个黑色记事本上。我一定还是有一丝疑惑，一丝隐隐约约的预感，才会把它白纸黑字地写在了上面。她为什么要对我守口如瓶呢？要么，说得含糊其辞，像一天晚上，我们从里昂火车站走出来时一样，当时我并没有太放在心上。也许她不想吓到我，她要是那么想的话，就太不了解我了。我已经记不清在奥德街住的那段时间读的是哪位醒世作家的书，这位作家说，对于自己所爱的人，无论何时都要原原本本地接受他们，尤其不要责问他们，非要他们交代。

“你知道，”她对我说道，“我很快就要和尤尼克酒店里的那帮王八蛋一刀两断了。”

她用词讲究，甚至很注意措辞，但是时不时地会使用一些俚语，其中有些是我不熟悉的，被我记在了黑色记事本上：Bahut（出租车，大客车），la chtourbe（熄灭的蜡烛），les bourres（警察），à dache（非常远）。在黑色记事本中的一页纸上，我还找到这一句用引号引起来的文字：“尤尼克酒店里的那帮王八蛋”，我总问自己，当时是不是想过要用这句话来做一部小说的名字。

“你是对的，”我对她说道，“你总可以相信那些给你写留局自取邮件的人。”

我这些话里有一些冷嘲热讽的味道，说完我就后悔了。但是，无论怎么说，是她先开始的，她在说“尤尼克酒店里的那帮王八蛋”时用的就是嘲弄的语气。

她突然显得黯然神伤。

“基本上是我哥哥给我写留局自取邮件……”

她飞快地说完这句话，声音沙哑，我以前没碰到过，她的招认如此坦率，让我很懊悔自己此前一直在怀疑她有个哥哥，一个她不想介绍给我认识的哥哥。

留局自取。在朗格勒的档案中，有一张有些灰暗的白纸，像是户籍证明。今天晚上，我再一次对它进行仔细检查，冀盼着它最终能把自己的秘密告诉我：纸页的左边夹着一张照得很差劲的一次成像照片，我认出照片上的人正是丹妮，只不过头发更短一些。然后，这张户籍证明上的名字是米海依·桑比里，家住巴黎九区布兰奇街23号。这张证明上的日期是在我们相识之前的那一年，还加上了如下按语：“无需附加费领取留局自取邮件和电报许可证。”但是，那不是我陪她去过好几次的国民公会街的那家邮局，而是九区巴鲁街31号的“84局”。她叫人给她写留局自取邮件，到底寄了多少家邮局呢？这张证明又是如何落到了朗格勒或他的部门人员的手里呢？是丹妮把它遗落在某个地方的吗？还有这个名字——“米海依·桑比里”，朗格勒在杰斯福尔滨河路的办公室里讯问我的时候不是提到过吗？真有意思，你人生中的某些细节在当时隐晦不明却在二十年后以这种方式显露出来，就像你用放大镜看一张家庭老照片时，往日一直没发现的一张面孔或者一样东西，突然就蹿到了你的眼前……

她把我带到右边，卡斯蒂格里奥纳街的拱廊下面。

“我请你吃晚饭……不太远……我们可以走路去……”

这个时间段，街区冷冷清清的，我们的脚步声在拱廊下回荡。在我们周遭，万籁俱寂，这种沉寂一辆汽车经过是打破不了的，出租马车的马蹄才可以把它踏破。我不知道当时是不是这样想过，抑或今天当我写下这几行字时才萌生出了这样的想法。我们迷失在夏尔·克罗斯[42]和他的狗萨丹，特里斯丹·科比埃尔甚至是让娜·杜瓦尔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夜巴黎。而到了歌剧院，汽车川流不息，我们再次回到今天看来显得那样遥远的20世纪巴黎……我们顺着昂丹马路前行，这条马路的最里面是那座教堂黑魆魆的正墙，教堂犹如一只栖息在那里的巨鸟。

“我们差不多快到了，”她对我说道，“在布兰奇街的起点位置……”

昨天夜里，我梦见我们走在同一条街上，也许是由于我刚刚写到过它。我听见她的说话声：“在布兰奇街的起点位置”，我朝她慢慢转过身去。我对她说：

“在23号吗？”

她好像没听见。我们迈着整齐的步子，手挽着手。

“我认识一个名叫米海依·桑比里的女孩子，住在布兰奇街23号。”

她没有埋怨我。她默不作声，好像我什么也没说过，或者我们之间的时间距离那么遥远，我的声音传不到她那里。

可是，那天晚上，我还不知道这个名字：米海依·桑比里。我们沿着“三位一体”街心公园往前走去。

“你过一会儿就知道了……那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地方……我住在布兰奇街的时候，常去那里……”

我记起来了，通过观念的联合，我想到了布兰奇女男爵。我几天之前在我的记事本上做过关于她的笔记，从一本写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巴黎的书中誊抄了一页下来：那是一份报告，记录了人们知道的那个女人混乱、冒险的生涯中少得可怜的轶事。

“你知道这条街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吗？”我问她，“因为布兰奇女男爵。”

有一天，她想看看我记在笔记本上的东西，我就给她朗读了关于那个女人的笔记。

“这么说来，我在布兰奇女男爵的街上住过啰？”她微笑着问我。

餐馆位于布兰奇街和一条通往三位一体教堂的小街的街角。餐馆正面的玻璃窗后都拉上了窗帘。她走在我前面，就像进入一个熟悉的地方。一个大吧台，在最里头，每一边都有一排铺着白桌布的圆桌。深红色的墙壁，因为透出的光线是柔和的。只有两名顾客——一男一女——坐在靠近吧台的一张桌子旁，吧台后面站着一个棕发男子，约莫四十来岁。

“啊，你来啦，你……”他对丹妮说道，仿佛她的出现让他大吃一惊。

她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她对他说：

“这些日子我一直不在巴黎……”

他朝我快速地点了一下头，算是问候。她介绍我：

“一位朋友。”

他把我们领到一张桌子旁坐下，那里靠近大门，也许是为了让我们俩能够安享清净，与另外两名顾客隔开一些距离。但那两人说话不多，说话时也很小声。

“在这里很不错，”她对我说道，“我本该早些带你来这里的……”

我第一次看见她安之若素的样子。在巴黎陪她去的每一个地方，我总能瞥见她的目光深处透着几分焦虑。

“我在再上去一点的地方住过……在一家宾馆……当我搬出菲利克斯-佛尔大街的那套公寓的时候……”

在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我重读了户籍证明上的文字：“米海依·桑比里，住巴黎九区，布兰奇街23号。”但23号不是一家宾馆，我核实过了。那么，她干吗跟我说她住的是宾馆？干吗要说这种表面上不痛不痒的谎言？还有米海依·桑比里这个名字呢？现在去问她为时已晚，除非在梦中，在梦中时间都交织在一起，我可以问她所有的问题，因为我从那个朗格勒的档案中知道了许多事情。可是，知道了也没什么用。她听不见我说话，所以我总有那种怅然若失的奇怪感觉，这种感觉在你梦见死去的朋友时总会出现，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但在梦中你能看见他们，与你近在咫尺。

“这么长时间你都干了些什么呀？”

他站在我们的桌子前面。他给我们上了两杯君度，可能觉得我们俩喜欢的东西都一样。

“我试过找工作……”

他朝我转过头，朝我投来嘲弄的目光，仿佛他不会被她刚才说过的话所蒙骗，要我作证。

“可她连介绍都没给我们俩做呢，我叫安德烈·法乐维……”

他握住我的手，脸上一直挂着微笑。我支支吾吾地说：

“让……”

我在做自我介绍并以这种方式进入某个人的生活的时候总是很局促，这种方式粗鲁，几乎是军人式的，需要一种毕恭毕敬的姿态。为了让这种介绍不那么庄严，我总不说我的姓氏。

“你在找工作，找到了吗？”

在他的眼神里不只是嘲弄了。他像是在跟一个孩子说话。

“是的……是做秘书……和他一起……”

她用手指指着我。

“做秘书？”

他点了点头，一副假装很赞赏的神情。

“有一些人向我打听你的近况。他们甚至没完没了地问了许多跟你有关的问题，但你放心好了……我的嘴巴捂得很紧……我跟他们说你已经去了国外……”

“你做得很好。”

她环顾四周，可能是为了看一下装潢是否有变化。然后她转过头来对我说：

“这里真安静，这里……”

在这里感觉自己远离一切，如同在一个岩洞里面，谁也进不来，因为门口已经拉起了一块非常厚实的红色门帘。最里头那张桌子旁坐着的那对男女已经悄无声息地不见了踪影，往后我再也没有任何办法弄清他们的去向。

“是的，非常安静，”他对她说，“你忘记了，今天是关门歇业的日子。”

他朝吧台走去，在走进那扇应该是通往厨房的门之前，他说：

“今晚我不等其他任何人吃晚饭……先跟你们说一声，我们吃顿便饭……”

她朝我俯过身子，我们的脑门碰到了一起。她轻声说道：

“他人非常好……他跟尤尼克酒店的那些人不可相提并论……你尽可以放心……”

当时我并不明白她为什么要极力地安慰我。此人的名字安德烈·法乐维，被列在了朗格勒托付给我的那份案卷里面，在二十年后突然了解到那些你与他们相遇而过的人的底细，每次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因为有了密码，你终于能够破译你在稀里糊涂、莫名其妙中经历过的那一切……坐在汽车上的一段行程，晚上，所有的灯火都熄了，你把前额贴在车窗玻璃上也是枉然，你找不到任何方位标。而且，对于旅行的目的地，你真的会提很多问题吗？二十年后，你循着同一条路，在大白天，你终于看见旅行中的所有细节了。可是，有什么用呢？太晚了，再也找不到任何人。安德烈·法乐维，斯泰法尼团伙成员。普瓦西总监狱拘押犯。在波尔舍维尔做过狗饲养员。嘉鲁普海滩上的“卡罗尔海滩”经理。古维庸-圣西尔林荫大道，帕赛餐馆。布兰奇街，塞维涅餐厅。

“也许我们应该常来这里。”她对我说道。

我们回去过好几次。大厅再也不像第一天晚上那么空荡，所有的桌子都被一些奇奇怪怪的顾客占满了，我纳闷他们是不是这个街区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坐在吧台前面，跟那个名叫安德烈·法乐维的人说话。一些人的名字被列进了朗格勒的档案。一些名字，只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名字，我很想把它们抄录在这里，碰碰运气，可我没有那个胆子。今后我会去这么做的，就图个问心无愧吧。谁也不知道将来是个什么样子，所以总要把一些信号发射出去。那里的灯光有些暗淡，仿佛灯泡的电压不够。要不就是那个名叫法乐维的人试图弄出一种其乐融融的氛围。写到这里时，我有一丝疑惑。这灯光跟一天晚上她带我去过的菲利克斯-佛尔大街那套公寓里的灯光，跟夜幕降临后在富油丝那所名叫“巴尔贝里”的乡间别墅里的灯光一模一样。好像电灯的寿命越用越短。但有时会出现豁然开朗的感觉。昨天，我独自一人走在街上，一面幕帘撕开了。再也没有过去，再也没有现在，时间凝滞不动。所有的一切全都找回了真实的光亮。那一次大约在夏夜八点钟前后，布兰奇街地势较低的地方还沐浴着阳光。餐馆前的人行道上摆了两三张桌子。餐馆的大门朝着街道敞开，能听见从大厅里传来的吵吵嚷嚷的说话声。丹妮和我，我们坐在外面的一张桌子旁。夕阳照得我们睁不开眼睛。

“也许我该带你去看看我以前住的那家宾馆，再往上走一点就到了。”她对我说道。

“在23号吗？”

“是的，在23号。”

我知道那个号码，她并不觉得诧异。

“但那不是一家宾馆。”

她没有回答，但这无关紧要。她希望夜幕降临前我们俩到街区走一走。但我们有的是时间。因为夏令时，晚上十点钟的时候，天还有可能是亮的。我甚至寻思着，这会不会是一个白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