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你一解释，这件事的确很简单，”我微笑着说，“你让我想起埃德加·爱伦·坡（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美国诗人、小说家、文艺评论家，现代侦探小说的创始人，主要作品有诗歌《乌鸦》、惊悚小说《莉盖亚》、侦探小说《莫格街凶杀案》等。)作品中的侦探杜班来了。我真没想到现实生活中真会有这样的人。”
夏洛克·福尔摩斯站起身来，点燃他的烟斗。“你一定认为，把我比作杜班是对我的赞赏。”他说，“但是，在我看来，杜班差得太远了。他惯用一种伎俩：先沉默一刻钟，然后才突然道破他朋友的心事。这也太做作了，太没内涵了。不错，他有分析问题的天赋，但绝不是爱伦·坡想象中那样不同凡响。”
“你看过加博里约（加博里约（Gaboriau mile，1832—1873），法国作家，被称为法国侦探小说之父，主要作品有《勒考科先生》、《勒鲁日之案》等。)的作品吗？”我问，“勒考科那个人物在你心目中算得上是个侦探吗？”
夏洛克·福尔摩斯不屑地哼了一声。“勒考科是个可怜的笨蛋。”他说这话时语气中透出几分不快，“他只有一件事还值得一提，就是精力旺盛。那本书让我腻味透了。他在书中所遇到的难题只是如何找出隐藏的罪犯。我不用二十四小时就能办到。可勒考科却费了六个多月的工夫。这都够做反面教材，写给侦探看，教教他们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他这样藐视我所崇拜的两个小说人物，让我心里相当恼火。我走到窗口，望着热闹的街道。“这家伙也许非常聪明，”我暗自思量，“但也真是太自负了。”
“要是没案件要侦查，没罪犯要缉拿，”他抱怨着说，“干我们这行，有颗聪明的脑子又有啥用呢？我十分清楚，我的脑子足以使我扬名。从古到今，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研究过大量的案子，也没有人像我这样有破案的天赋。可结果又如何呢？竟没有案子可以办，顶多不过是些拙劣的作案手法，浅显易见的犯罪动机，就连苏格兰场（指伦敦警察厅。)的人也能看穿。”
我对他这种自以为是的腔调还是感到不舒服。我想，最好是换个话题。
“那个人在找啥？”我指着街对面一个身体健壮、衣着简朴的人问。那人一边慢慢地走着，一边焦急地看着一个个门牌号码，手里拿着个蓝色大信封，显然是个信差。
“你是说那个退役了的海军陆战队中士吧？”夏洛克·福尔摩斯说。
“吹牛吧！”我心想，“他知道我没法去验证他的猜测。”
我脑子里刚转过这个念头，只见我们一直盯着的那个男人看见了我们的门牌号码，快速跑过马路。下面传来一阵响亮的敲门声、一个低沉的嗓音和上楼梯的沉重脚步声。
“给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信。”他说着，迈步进了房间，把信交给了我的伙伴。
这可是打击这个自负的家伙的好机会。他信口开河的时候，根本就想不到会这样。“劳驾，朋友，”我尽可能平淡地说，“您是干什么的？”
“信差，先生，”他硬邦邦地回答说，“制服送去补了。”
“那以前呢？”我问，幸灾乐祸地瞟了一眼福尔摩斯。
“中士，先生，皇家海军陆战队轻步兵团的。先生，没有回信吗？好的，先生。”
他两腿一并，举手敬了个礼，转身走了。
第三章 劳里斯顿花园谜案
不得不承认，我非常震惊。刚才发生的事证明福尔摩斯的理论的确有用。渐渐地，我崇拜起他的推理分析能力来了。然而，我心里依然隐隐约约地怀疑，整件事也许是事先安排好来捉弄我的。但是，他捉弄我到底有什么目的呢，似乎有些说不通啊。我见他看完了信，眼神茫然、黯淡，显然是走神了。
“你究竟是怎么推断出来的？”我问。
“推断出来什么？”他没好气地说。
“就那个，他是退役的海军陆战队中士啊。”
“我没时间说这些鸡毛蒜皮的事，”他粗鲁地回答说，随即笑了笑，“请见谅啊。你打断了我的思路。不过没事，你当真看不出那人是个海军陆战队中士？”
“真没看出。”
“知道这个并不难，可是解释起来就有点困难了。如果有人要你证明二加二等于四，你想必会觉得挺难的，可你还是坚信这是事实。即便隔着一条街，我都能看清那人手背上挺大一块的蓝锚刺青。这自然让人联想到大海。然而，他举手投足间体现出军人的仪态，两颊留着符合部队规定的髯须。这样我们就推断出海军陆战队了。这个人有些自视颇高、高高在上的样子。你一定注意到他那副昂着头挥动手杖的模样。从他的脸上，也可以看出他是个沉稳、体面的中年人。所有这些事实使我断定，他曾经是个中士。”
“太妙了！”我脱口而出。
“小事一桩，”福尔摩斯说，不过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我所流露出的讶异和崇敬之情使他非常自得，“我刚才还在说没案子办。看来我错了，瞧瞧这个！”他把那个信差捎来的信扔给了我。
“啊，”我大声说，一边扫了一眼，“这太可怕了！”
“这事看上去是有点不寻常，”他平静地说，“劳驾给我念一遍好吗？”
下面就是我念给他听的那封信：
尊敬的福尔摩斯先生：
昨夜，在布里克斯顿街的劳里斯顿花园三号发生一起命案。今天凌晨两点钟左右，巡逻警察发现屋内有光亮，因知此屋一直空置，故疑有不测。巡警发现房门大开，前室空无一物，仅有男尸一具。男尸衣着齐整，衣袋中的名片上写有“伊诺克·J.德雷伯，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城”。现场无抢劫迹象，也无任何证据说明死者的死因。屋内有血迹，但尸体上并无伤痕。对于死者如何进入空屋，我们百思不得其解，深感此案诡异。请您十二点前亲临现场勘察，我将在场恭候。在您回复前，鄙人当保持现场原状。若您不能亲临现场，请务必详告，如蒙指教，不胜感激。
您忠实的
托比亚斯·格雷格森
“格雷格森是苏格兰场中最有头脑的人，”我的同伴评价说，“他和莱斯特雷德算是那群矬子中的高个。他们两人脑子反应快、精力充沛，但都过于因循守旧。两人相互间下绊子，相互猜忌，就像一对职场上的美女一样。如果他俩一起侦查这件案子，那就有乐子瞧了。”
看到福尔摩斯还能慢条斯理地侃侃而谈，我非常惊讶。“真是刻不容缓的事情，”我大声说，“我帮您雇辆马车来吧？”
“去不去我还没定呢。我这人可是懒得无可救药。不过，那也只是犯懒的时候才这样。有时我也是挺勤快的。”
“什么？这不正是你一直盼望的机会吗？”我问。
“亲爱的朋友，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即使我把整个案子的来龙去脉都弄清楚了，格雷格森和莱斯特雷德等人无疑都会把所有的功劳都揽到自己头上。因为我没有官方身份。”
“但他在求你帮忙啊。”
“是的。他知道我比他强，他在我面前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他宁愿割下自己的舌头，也绝不愿让第三者知道。算了，我们还是去瞧瞧。我可以独自一人破案。即使什么都得不到，也可以借机嘲笑他们，走吧！”
他迅速套上外衣，举止匆忙。刚才还是无动于衷的他，现在却有了跃跃欲试的冲动。
“戴好帽子。”他说。
“你要我也去吗？”
“是的，要是没其他事的话。”一分钟后，我们上了马车，往布里克斯顿街狂奔而去。
这天早晨起了雾，天空阴沉沉的。所有的屋顶都罩上了暗褐色的雾纱，看上去像是土黄色街道的倒影。我的伙伴兴致非常高，竟闲扯起了克雷莫纳小提琴（十六至十八世纪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克雷莫纳制造的名牌优质小提琴。)与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意大利提琴制造家斯特拉迪瓦里制造的小提琴。)和阿马蒂小提琴（十六至十七世纪意大利小提琴制造商阿马蒂家族制造的小提琴。)的不同。但我却一声没吭，阴郁的天气和即将面对的惨案让我心情压抑。
“你好像不把这桩案子放在心上啊。”我最后说，打断了他有关音乐的长篇大论。
“目前还不了解情况，”他回答说，“在掌握所有的证据前就开始推理，是会犯大错的，会让我们的判断产生偏差。”
“情况你很快就可以掌握，”我手指前方说，“如果没看错的话，这就是布里克斯顿街，那幢房子就是案发现场。”
“就到这里下，停车，车夫，停车！”离房子还有一百码左右的时候，他坚决要下车，于是我们步行走完了剩下的这段路。
劳里斯顿花园三号看上去非常阴森可怖。离街边不远的地方坐落着四幢房子，两幢住着人，另外两幢空着没人住，三号楼就是其中一幢空的。空屋临街的一边有上下三排窗户，阴沉沉、空荡荡的。满是灰尘的玻璃上到处贴满了“出租”的字条，像是生了白内障似的。每幢房子前面都有一个小花园，把房子和街道隔开。花园零星地长着些歪歪扭扭的花草。有条细长的黄色小径从花园穿过，一看便知是用沙砾和黏土搅拌后铺成。昨晚下了一夜的雨，到处泥泞不堪。花园四周用三英尺高的砖墙围起，墙头上竖着木栅栏。倚墙站着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警察，旁边围着几个闲着没事看热闹的人，他们使劲伸长脖子拼命往里面张望，想看看里面的状况，但什么也没看到。
我还以为夏洛克·福尔摩斯会马上进屋，着手研究案情。但是，他看上去似乎并不打算立刻动手，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觉得这只不过是在故作姿态罢了。他在人行道上慢悠悠地走过来走过去，面无表情地瞅瞅地面，瞅瞅天空，瞅瞅对面的屋子和那排围栏。看了一通后，他慢慢走上花园里的小径。准确地说，是沿着小径靠近草地的那一边往前走，眼睛一直盯着地面。有两次，他停下了脚步；有一次，我看见他笑了，还听见他会意的感叹声。潮湿的泥地上有许多脚印。但是，警察在上面来回走过多次了，我真看不出福尔摩斯还能从中发现点什么。不过，我很清楚，他有敏锐的洞察力，因此坚信他一定能发现许多我所不能发现的东西。
到了房门口，一个脸色白净、头发淡黄的高个男人迎了出来。他手里拿着一个记事本，急忙上前热情地握住我的伙伴的手。“您能来真是太好了，”他说，“我吩咐过他们不得动任何东西。”
“除了那儿！”我的伙伴指着那条小径回答说，“就算是一群野牛踩过，也会比那好点。不过，格雷格森，想必您心里有谱了，否则不会让他们这么干的。”
“我在屋子里忙不过来了，”侦探顾左右而言他，“我的同事莱斯特雷德先生在这儿。外面的事他负责。”
福尔摩斯看了我一眼，不无讥讽之意地皱了皱眉。“有您和莱斯特雷德这样的高人在，旁人也没插手的必要了。”他说。
格雷格森有些自我感觉良好。“我想，能做的已经都做了，”他搓着双手说，“不过，案情还是比较离奇，我知道，您对这类案子很感兴趣。”
“您不是坐马车来的吧？”夏洛克·福尔摩斯问。
“没坐，先生。”
“莱斯特雷德也没坐吗？”
“没有，先生。”
“那我们去看看那个房间吧。”他话锋一转，随即迈步进屋。格雷格森跟在后面，一脸的诧异。
一条并不长的过道，通往厨房和下房，上面没铺地毯，满是灰尘。过道左右两侧各有一扇门。其中一扇明显关了很久没开了。从另一扇门进去是餐厅，这起神秘的案子就发生在里面。福尔摩斯走了进去，我跟在他后面，目睹凶杀现场，我心里感到非常压抑。
这是间正方形的大房间，里面任何家具都没有，显得更加宽敞。墙壁上糊着俗艳的墙纸，有些地方生了大块的霉斑。许多地方的墙纸已经大片地剥落，露出了里面发黄的灰泥。正对着房门的是一个奢华的壁炉，壁炉框是白色仿大理石做成的，炉台一端立着一截红蜡。仅有的一扇窗子肮脏不堪，室内光线昏暗，给屋里的一切都抹上了一层晦暗阴郁的色彩，而四处厚厚的灰尘则更加重了这一色彩。
还没来得及关注这些细节，我的注意力就全都集中在那具令人毛骨悚然的男尸上。尸体僵直地躺在地板上，一双空洞无神的眼睛凝视着褪色的天花板。死者四十三四岁，中等身材，肩膀很宽，一头黑色鬈发，留着胡茬。上身穿厚粗绒大衣，里面是件马甲，领子和袖口干干净净，下着浅色的裤子。尸体旁的地板上有一顶整洁的礼帽。死者生前似乎有过一番痛苦的挣扎：他双手紧攥着、双臂向外伸着、双腿交织着，僵硬的脸上露出惊恐的神情。我想，这应该是一种愤恨的神情。这种神情似乎从未在人脸上见过。凶恶可怕的面容极度扭曲，加上低额、塌鼻和突下巴，使死者看起来非常像只猿猴。他那极不自然的痛苦扭曲的肢体，让他看起来更怪异。我见过很多不同的死状。然而，在这栋面朝伦敦郊区主干道的、阴暗肮脏的屋内，这位死者的死状是最为恐怖的了。
一向精瘦、狡猾的莱斯特雷德站在了门口，向我和我的伙伴打招呼。
“这案子会轰动全城，先生。”他说，“我也不是个雏了，但还真没见过比这更离奇的案子。”
“有线索吗？”格雷格森问。
“一丝线索都没有。”莱斯特雷德随即回答说。
福尔摩斯走近尸体旁，跪下来专心致志地查看。“你们肯定尸体上没有伤痕吗？”他指着周围点点斑斑的血迹问。
“肯定没有。”两位侦探同声回答说。
“那么，可以肯定，这些血迹是另一个人留下的。如果这是一起凶杀案的话，那人有可能就是凶手。这案子让我想起了1834年发生在乌得勒支市（荷兰中部乌得勒支省省府。)的一个案子，当时范杨森死时的状况与此相似。格雷格森，您还记得那个案子吗？”
“记不得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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