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真得去看看那个案子的卷宗。这个世界不存在从没发生过的事，都是以前发生过的。”
他说着这些话的时候，灵巧的手指在尸体上四处游走，这里摸摸，那里按按，解开尸体的衣扣检查了一番，眼里又出现了我前面说到的那种游离若失的神情。他检查得很快，但却是旁人根本想不到的细致。最后，他嗅了嗅死者的嘴唇，又看了看死者的皮靴底部。
“尸体没搬动过吧？”他问。
“只是做了些必要的检查。”
“现在，可以把尸体送去太平间了，”他说，“该查的都查了。”
格雷格森早已安排了一副担架和四个抬担架的人。一声招呼，他们就进来把死者抬出去了。他们抬起尸体时，一枚戒指叮当一声滚落在地板上。莱斯特雷德一把从地上抓起戒指，迷惑不解地盯着看。
“有个女人到过现场，”他大声说，“这是一只女式婚戒。”
说着，他把戒指放在手掌上递给在场的人看。我们都围上去看。毫无疑问，这只足金戒指曾经套在一位新娘的手指上。
“这让案情更复杂了，”格雷格森说，“天哪，本来就够复杂的了。”
“您肯定这只戒指不会让案子更清晰吗？”福尔摩斯分析着说，“就这样盯着它看是没用的。在死者衣袋里有啥发现？”
“全在这，”格雷格森指着散乱堆放在楼梯下方一台阶上的东西说，“一只伦敦巴罗德公司产的金表，编号为九七一六三。一条粗重结实的爱尔伯特金链；一枚金戒指，上面刻有共济会标识。一个金别针，呈虎头狗头部形状，狗眼睛由两颗红宝石镶成。一个俄制名片夹，名片上印有克利夫兰的伊诺克·J.德雷伯字样，与死者衣袖上绣着的E.J.D三个缩写字母吻合。没有钱包，只有些零钱，共七英镑十三先令。一本薄伽丘的袖珍版小说《十日谈》，扉页上写有约瑟夫·斯坦格森的名字。还发现两封信，一封写给德雷伯，另一封是写给约瑟夫·斯坦格森的。”
“寄到什么地方？”
“斯特兰德大街的美国交易所，信是留交收信人自取。两封信都是从盖恩轮船公司寄来的，信中提及他们的轮船已从利物浦起航。可见，这个不幸的家伙正准备回纽约。”
“你们调查了斯坦格森这个人吗？”
“我当即就调查了，先生。我已派人到各报社刊登寻人启事了，我的一个手下已经去美国交易所调查情况，现在还没回来呢。”
“克利夫兰市有派人去吗？”
“今天早晨我们发了一份电报过去。”
“电报上是怎么说的？”
“只是详述了这里的状况，然后说希望他们能提供给我们有用的信息。”
“您难道没有具体问些您认为重要的情况吗？”
“我有问过斯坦格森的。”
“没别的了？整个案子就没个值得调查的关键点吗？您就只发了那一份电报吗？”
“我要说的在第一封电报上都说了。”格雷格森恼火地说。
福尔摩斯轻声一笑，正打算开口说些什么，莱斯特雷德又走了过来，搓着双手，一副扬扬自得的样子。我们跟格雷格森在大厅谈话时，他在前屋。
“格雷格森先生，”他说，“我刚刚有个非常重大的发现。如果不是我仔细地检查了墙壁，就有可能遗漏了。”
小个子侦探说话的时候，眼里闪烁着兴奋，显然因略胜同僚一筹而压抑不住内心的狂喜。
“请到这边来！”他一边说着，一边忙走回前屋。那具可怕的尸体被抬走了，屋里空气似乎清新了些。“好，请站在那儿！”
他拿根火柴在皮靴上划了一下，火柴照亮了墙壁。
“瞧这个！”他得意地说。
前面我曾说过，墙纸一块块地脱落了。就在屋内这个墙角上，在一大块墙纸剥落，露出一块粗糙泛黄的灰泥。在这块光秃秃的方形空白墙面上有个用鲜血涂抹而成的词：RACHE。
“你们怎么看？”侦探大声说，像在作秀一样，“这个词之所以被大家遗漏，是因为写在房内最暗的角落里，谁都没有想到过来看看这里。这是凶手用他或她自己的血写成的。瞧，血迹沿着墙壁往下滴呢！这就排除了自杀的可能。但为什么凶手选择写在这个角落呢？我可以告诉您。看到壁炉上的那段蜡烛了吗？案发时是点着的。如果这根蜡烛亮着，那这个墙角应该就是屋子里最亮而不是最暗的地方了。”
“的确是你发现的，但这字迹又能说明什么呢？”格雷格森不屑地说。
“说明什么？这说明写字的人当时想写一个女人的名字‘蕾切尔’（Rachel），但没来得及写完就被某事打断了。记住我说过的话！等到整桩案件水落石出时，您一定会发现有个叫‘蕾切尔’的女人与本案有关。您现在笑我没关系，福尔摩斯先生，您也许非常精明能干，但到最后，猎狗还是老的顶用。”
“真的很抱歉！”我的伙伴说，他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这下小个子被激怒了，“确确实实是您第一个发现的，功劳归您。正如您所说，所有迹象表明，这是昨晚秘案中另一个在场的人留下的。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勘查这间屋子呢。如果您允许的话，现在我就要勘查了。”
他说话的当儿，从衣袋里掏出一把卷尺和一个大的圆形放大镜。拿着这两样工具，他在屋里轻手轻脚地走来走去，时而停下，时而跪下，甚至一度趴到了地上。他聚精会神地工作着，好像忘掉了我们的存在，不停地在喃喃自语，始终充满火一样的热情。他一会儿惊叹，一会儿叹息，一会儿吹口哨，一会儿轻叫几声给自己打打气。我看着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一条训练有素的纯种猎犬，在树丛中来回奔跑，急切地发出叫声，不找到猎物的气味绝不罢休。他勘查了二十多分钟，仔仔细细地测量着一些印记间的距离，而我却压根儿什么也没看见，有时还莫名其妙地拿卷尺在墙上来回比划。他还非常小心翼翼地从地板上某处捻起一小撮灰色的粉末，装进一个信封。最后，他用放大镜仔细检查墙上的血字，小心翼翼地看着每一个字母。做完这些后，他似乎觉得足够了，把卷尺和放大镜收入口袋里。
“人们都说，天才要吃得苦中苦，”他笑着说，“这种说法的确不很恰当，不过用在侦探这个行当倒是挺合适的。”
格雷格森和莱斯特雷德见这位业余同行在忙乎时，脸上神情既十分好奇，又有些轻视。我已经开始意识到，夏洛克·福尔摩斯所做的哪怕最细微的举动都有着明确而实际的指向，而两个侦探显然没意识到这一点。
“您怎么想的，先生？”他俩同声问。
“如果我贸然相助，岂不抢了二位的功劳？”福尔摩斯说，“你们干得很好，如果有人插手的话，那就有点多此一举了。”这些话从他嘴里说出，满是嘲讽的味道。“不过，如果你们能及时告知案情侦破的进展，”他接着说，“我还是会尽力相助的。另外，我想跟那个发现尸体的巡警谈谈。你们能告诉我他的姓名和住址吗？”
莱斯特雷德看了看手中的记事本。“约翰·兰斯，”他说，“他现在下班了。您可以去肯宁顿园门，奥德利大院四十六号找他。”
福尔摩斯拿笔记下了地址。
“走吧，医生，”他招呼我说，“我们去找他。”他又转身，对两位侦探说，“告诉你们二位一件事情，可能破案时会有用。这的确是桩谋杀案，凶手为男性，身高六英尺以上，正值壮年，从他的身材比例看，凶手的脚偏小些，穿着做工粗糙的方头皮靴，抽特里其雪茄烟（一种两头都开口的雪茄，命名源自产地印度。)。他与被害人同乘一辆四轮马车来现场，拉车的马脚掌上有三块旧蹄铁，右前掌的蹄铁是新换的。凶手很有可能面色赤红，右手留有非常长的指甲。虽然这仅仅是些猜想，但也许对你们破案有用。”
莱斯特雷德和格雷格森交换了一下眼神，脸上露出怀疑的笑容。
“如果死者是被谋杀的，那他是如何被害的呢？”前者问。
“毒死的。”夏洛克·福尔摩斯随意说，大步往外走去。“还有，莱斯特雷德，”他走到门口时又回头加了一句，“Rache”是德语词，意为“复仇”，您别浪费时间去找什么蕾切尔小姐了。”
回头说完这话，他便扬长而去，只剩那两个竞争对手瞠目结舌地站在原地发呆。
第四章 警察约翰·兰斯的叙述
午后一点钟，我们离开劳里斯顿花园三号。福尔摩斯领着我来到附近的电报局，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报。随后，他雇了辆马车，让车夫按莱斯特雷德给的地址送我们过去。
“第一手的证据最重要了。其实，这个案子我已心中有数了，但我们还是把该查的情况查清楚的好。”
“你真是让我搞不懂，福尔摩斯，”我说，“虽然你装着十分有把握的样子，但我确信你对自己所说的那些细节，并不像是很有把握的样子。”
“不会有问题的，”他回答说，“我一到那儿，就注意到有辆马车在靠近人行道处留下的两道车辙。一直到昨晚，有整整一个礼拜没下过雨，所以昨晚一定有马车经过那里，才会留下那么深的车辙。另外，还有马蹄的印痕，其中一只蹄印比其他三只清晰得多，说明这块蹄铁是新换的。下雨之后，那里有辆马车，而整个早上那里都没有见到一辆马车——这一点是格雷格森告诉我的，可见，这辆马车是晚上到那儿的，因此，就是它把那两个人载来这幢屋子的。”
“这好像比较简单，”我说，“那么另一个男人的身高呢？”
“啊，十之八九，一个人的身高可以根据他的步长推算出来。虽然算起来并不复杂，但还是别用数字来烦你吧。从屋外的泥地和室内的尘土上，我都测到了那家伙的步长。另外我还有个办法验证计算结果。一个人在墙上写字的时候，会本能地写在水平视线之上。而他把字写在离地六英尺多的地方。这不过是小孩子的把戏。”
“那他的年纪呢？”我问。
“嗯，如果一个人可以毫不费劲地跨过四英尺半，就肯定不会是个面色蜡黄的干瘦老头。花园小路上的一潭水就有这么宽，而他显然是迈步跨过去的。穿漆皮靴的人是绕过去的，而穿方头靴的人却是跳过去的。这里面没什么玄奥的，我只不过是把我那篇文章里谈及的观察和推理，用于日常生活罢了。你还有什么不解的吗？”
“那手指甲和印度雪茄烟呢？”我又问他。
“墙上的字是凶手用食指蘸血写的。我用放大镜观察到，他在写字时把一些墙灰刮了下来。如果这个人剪过指甲的话，就绝不会这样。从地板上我还收集到一些散落的烟灰，颜色很深且呈片状，只有特里其雪茄的烟灰才会这样。我专门研究过雪茄烟灰的特点。事实上，我还就此写过一篇论文呢！毫不谦虚地说，不管什么名牌的雪茄或卷烟烟灰，我一眼就能马上识别。也恰恰是这些细枝末节显示出干练的侦探与格雷格森、莱斯特雷德之流的不同。”
“那红脸呢？”我接着问。
“啊，那是个更大胆的推测了，不过我自信不会错。但就这个案件目前的情况看，你还是暂时别问我这个吧。”
我拍了拍额头。“我的头都晕了，”我说，“越想越觉得诡异。如果现场真有两个人的话，他们是怎样进去那幢空屋子的呢？送他们去那儿的车夫怎样了呢？其中一个人如何能迫使另一个人服毒呢？血是哪来的？既然凶手不是图财害命，那他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女式结婚戒指是哪来的？最重要的是，凶手逃离现场前为什么用德文写下‘复仇’呢？说真的，我真的没办法从中理出头绪来。”
我同伴会心地笑了笑。
“你非常简明扼要地总结了该案的疑点，”他说，“虽然对案情的主要情况，我已有了定论，但仍有许多地方不是非常清楚。莱斯特雷德发现的血字，只不过是个转移警方视线的迷雾，有意暗示这是社会党或秘密团体所为。血字并不是德国人所写。稍加留意就可发现，字母A有点像是仿照德文的样子写的。然而，真正的德国人无一例外地用拉丁字体写。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这字母不是德国人所写，而是有人拙劣地模仿出来的，实在是多此一举。这只不过是将侦破工作引入歧途的诡计而已。医生，这个案子我就说到此为止。你知道，一个魔术师如果把自己的戏法说穿了，就得不到观众的掌声了。如果我把侦破方法全都讲给你听，那你一定会说我这个人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不可能会这样做，”我回答说，“你使得破案几乎成为一门精确的科学，我相信它早晚会成为一门科学的。”
见我说这话时一脸的诚恳，我的伙伴脸上露出高兴的红晕。我已注意到，如果有人赞扬他的破案本领时，他会敏感得像听到别人称赞自己美貌的小姑娘。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他说，“穿皮靴的人和穿方头靴的人同乘一辆马车来，一起走到花园小路上，很可能是手挽着手，关系非常好。进屋之后，他们在屋内走来走去，确切地说，穿皮靴的人站着没动，而穿方头靴的人在屋里不停走动。这些都是从地板上的尘土判断出来的。而且，我还看出，穿方头靴的人越走越激动，他的步子越迈越大。他一直不停地说着，最后无疑爆发了，接着惨剧发生了。现在我所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你了，其他的仅仅是些猜测。不过，我们一开始就有个好基础，抓紧时间，下午我还要去哈勒音乐会听诺尔曼·聂鲁达（聂鲁达（Norman Neruda，1838—1911），英国著名女小提琴演奏家，出生于捷克的摩拉维亚。)演奏。”
我们说话间，马车接连穿过一条条肮脏、阴郁的街道和小巷。在一条最肮脏、最阴郁的岔路上，马车停了下来。“那就是奥德利大院了，”车夫指着颜色深暗的砖墙上开出的一个窄窄的入口，“回去的时候，到这里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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