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利大院是个毫不起眼的地方。我们穿过那条狭窄的过道，来到了这个四方大院，院子铺上了石板，四周是些鄙陋的住房。我们从一群脏兮兮的孩子中间挤过，又钻过一排排挂着的褪色的衣服，找到了四十六号，门上钉着一个小铜牌，上面刻着兰斯的名字。一打听，才知道这位警察在床上睡觉呢。于是，我们被领进一间小接待室等他。
没过多久，警察就出来了，看上去一脸不高兴，因为好梦被搅了。
“我已经向局里都报告过了。”他说。
福尔摩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半镑金币，若有所思地把弄着。“我们很想听听您亲口给我们讲讲事情的全部经过。”他说。
“非常乐意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告诉您。”警察回答说，两眼紧盯着那枚圆形的金币。
“那我们就来听听整个事情的经过吧！”福尔摩斯说。
兰斯在马毛沙发上坐了下来，紧皱着眉头，像在努力确保所说的话中没有遗漏什么。
“那我从头说起，”他说，“我当班的时间是从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昨夜十一点钟的时候，有人在怀特哈特街打架。除此之外，我的巡逻区内一片宁静。一点钟，开始下雨了。这时，我遇见了哈里·默切尔，他在荷兰树林区一带巡逻。接着，我们两人就站在亨丽埃塔街的拐角处聊天。没一会儿，大约是两点或两点过一会儿的时候，我想该转转了，去看看布里克斯顿街是否一切正常。那条街特别肮脏，特别偏僻。一路上连个鬼影都没见到，只有一两辆马车从我身边驶过。我边溜达，边琢磨，如果能来杯温热的杜松子酒该多爽啊。就在那时，忽见发案的那栋房子窗口透出了灯光。哎，我知道劳里斯顿花园的那两幢房子一直空着，因为房东一直没请人把下水道修好。即使其中一栋房子的上一任房客得伤寒病死了，他也不愿意修。所以，看到窗口里有灯光，我吓了一大跳，怀疑情况不对头。等我走到屋门口……”
“您停住了脚步，接着转身走回到花园门口，”我的伙伴插嘴问了一声，“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兰斯猛地跳了起来，目瞪口呆地望着福尔摩斯。
“天哪！确实是那样，先生！”他说，“可是您是怎么知道的呢？这是只有老天爷才知道的事啊！是的，我走到门口，周围静得吓人，我想还是找个人跟我一起进去比较好。这个世上的东西我没什么可怕的。但我那时想，也许是那个死于伤寒病的房客回来看那个害他送命的下水道吧。心里闪过这个念头，我赶紧转身，回到大门口看默切尔的提灯还在不在，但是一个人影都没见到。”
“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吗？”
“别说人了，先生，连只狗都没有。于是，我鼓足勇气走回去，推开房门。里面没有一点声音，于是我走进那间有亮光的屋子。壁炉台上有支红烛，烛光闪烁，透过烛光我看见……”
“好了，您当时看到的情景我都知道。您在屋里来回走了几圈，接着在尸体旁边跪了下来，然后穿过房间去推了推厨房的门，接着……”
约翰·兰斯猛地站了起来，一脸的恐惧，眼中满是疑惑。
“您当时躲在哪儿看到的？”他大声说，“我想，很多事情您是不可能知道的。”
福尔摩斯笑了，掏出了自己的名片，扔给桌子对面的警察。“您别把我当成凶手抓起来，”他说，“我也是猎犬中的一条，不是那条狼。格雷格森和莱斯特雷德先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那么，请继续讲，接着您做了什么？”
兰斯回到座位上，但依然是一脸的狐疑。“我走到花园门口，吹响了警笛。默切尔和另外两个警察应声赶到事发现场。”
“当时街上空无一人吗？”
“嗯，是的，好人肯定不会有的。”
“这是什么意思？”
警察咧开嘴笑了。“我巡逻的时候见过的醉汉多了，可从没见过像他那样醉得大喊大叫的家伙。我从屋里出来的时候，他正倚着栏杆站在门口，扯开嗓门，声嘶力竭地唱着克伦巴茵（意指活泼伶俐的少年女仆人，也是意大利传统戏剧中的程式化角色。)唱过的小调或者其他的曲子。他已经没法站住了，扶都扶不起来。”
“那是个怎样的人？”夏洛克·福尔摩斯问。
约翰·兰斯对他这样打岔，有点不快。“他与一般的醉鬼不大一样，”他说，“要不是没空搭理他，肯定会把他带回警局。”
“他的脸啊，他的穿着啊，您没注意吗？”福尔摩斯不耐烦地插嘴说。
“我想，我的确注意到了。因为我得把他架起来，我和默切尔一边一个。那家伙个子挺高，红色的脸庞，再往下就都捂在衣领……”
“够了，”福尔摩斯大声说，“他后来怎样了？”
“我们太多事了，没工夫管他。”这巡警有点委屈地说，“我打赌，他肯定自己安全回家了。”
“他穿什么样的衣服？”
“一件咖啡色的外套。”
“手上有没有拿马鞭？”
“马鞭？没有。”
“他准是把它放在马车里了。”我的伙伴低声说，“那以后，您没看见或听见马车经过吗？”
“没有。”
“这半镑金币是您的了，”我的伙伴说着，起身拿好帽子，“兰斯，恐怕您这辈子在警察这个行当都别想升官了。您这脑袋瓜子不是长着好看的，得用用才行。昨晚您本来有机会升个小队长的。您昨晚手里扶着的那个人，是这个谜案的重要线索，我们正在找他。现在说这些已经没用了，我只是把这事跟您说说而已。走吧，医生。”
我们俩一起回来找马车，那警察一脸怀疑地留在屋里，不过看得出他心里很不舒服。
“傻瓜蛋！”我们乘马车回寓所的路上，福尔摩斯狠狠地说，“想想看，一个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居然没抓住。”
“我还是一头的雾水。的确，兰斯对此人的描述完全与你想的一样。他就是这桩案子里的另一个人。但是，他离开后，为何还要回那个屋子去呢？罪犯通常不会这么做的。”
“戒指，伙计，戒指！这就是他回去的原因。如果我们没办法逮住他，就可以用这个戒指放长线钓大鱼。我一定会逮住他的，医生。我敢押一赔二跟你赌一把，他跑不掉的。这事我还真得谢谢你。要不是你，我可能不会去的，这样就会错过这次人生中最有精彩的研究：研究血字，呃？为什么不能用个艺术点的说法呢？有一条谋杀的红线，穿过了灰暗的生活雾团，我们的职责就是要解开它，剥离它，把它一点一滴地展示给人们。好了，现在去吃午饭，然后去听诺尔曼·聂鲁达的演奏。她在起音和运弓上都有高超的技巧。肖邦的小夜曲在她的演奏下美妙极了：得啦——啦——啦——里啦——里啦——来。”
这位业余侦探，倚靠在马车上，像只云雀一样一路哼唱，而我却在暗自忖量，人类大脑中的想法可真是多啊！
第五章 启事招来的访客
忙了一个上午，我虚弱的身子骨有点撑不住了，下午就感到浑身乏力。福尔摩斯同我分别后便听音乐会去了，我则蜷缩在沙发里，想尽量睡上两小时，但脑子太兴奋了，怎么都睡不着。满脑子都是上午所发生的一切，以及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想象和猜测。我一闭上眼睛，被害人扭曲得像佛佛一样的面容就会立即浮现在眼前。那张脸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实在是太可怕了。终于有人把这张脸的主人从这个世界抹去了，我不由自主地对这个人怀有了感激之情。如果依据人的面容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十恶不赦，那无疑就是克利夫兰市的伊诺克·德雷伯的那张脸了。但我知道，正义必须得到伸张。从法律上说，被害人再坏并不能成为宽恕凶手的理由。
福尔摩斯推测，受害人是被毒死的。我越想越觉得这个推测非同寻常。我记得，福尔摩斯曾嗅过死者的嘴唇，一定是发现了什么，才会有这样的推断。再者，如果被害人不是被毒死的，那么他的死因是什么呢？尸体上既没有什么受伤的痕迹，也没有被勒死的痕迹。但是，另一方面，地板上那一大摊血又是谁留下的呢？屋里没有厮打的痕迹，也没找到受害人伤害另一方的武器。如果所有这些问题得不到解答，我想不管是福尔摩斯还是我都睡不安稳。然而，福尔摩斯平静、自信的神态使我确信，对所有这一切他都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只是我现在还猜不出究竟是什么样的想法。
福尔摩斯很晚才回来。我知道，他不可能是听音乐会听到这么晚才回来。他回来时，晚饭已经上桌了。
“音乐会太棒了，”福尔摩斯说着便坐了下来，“你还记得达尔文是怎样说音乐的吗？他说，人类在使用语言之前，早就拥有创造和欣赏音乐的能力了。也许，这就是音乐能对我们产生微妙影响的原因。在我们灵魂的深处，对于原初世界的朦胧岁月，依然还有模糊记忆。”
“这种看法太不着边际了吧。”我说。
“如果人们想要理解大自然，那他们的思想就必须和大自然一样开阔，”他回答说，“怎么了？你看起来不大对劲。布里克斯顿街的案子叫你心烦意乱吧。”
“说实话，真是这样，”我说，“有过去阿富汗的经历，面对各种状况，本该更加坚毅。在迈旺德战役中，我亲眼目睹自己的战友们血肉横飞，都没有神经崩溃。”
“我能理解。这件案子确实像个谜，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如果没有想象，也就不会有恐惧。你看了今天的晚报吗？”
“还没有。”
“上面详细报道了这个案子。但尸体抬起时落下一枚女式婚戒的事却只字未提。这样做倒是更好。”
“为什么？”
“看看这则启事，”他回答说，“今天上午，离开现场后，我立刻让各家报纸登了一则启事。”
他将报纸从桌子对面递了过来，我看了一眼他所指的地方。是在“失物招领”栏里，第一则启事上写着：“今晨，在布里克斯顿街，怀特哈特酒馆至荷兰树林间的路段上，拾到纯金婚戒一枚。失者请于今晚八时至九时到贝克大街二百二十一号B座华生先生处认领。”
“请见谅，用了你的名字登启事，”他说，“如果用我自己的，那些傻蛋中有人可能认出我的名字来，会插手此事。”
“没有关系，”我回答说，“不过，要是有人来认领，我可没有戒指给呀。”
“噢，有的，”说着，他交给了我一枚戒指，“这足以应付了。几乎就是原来那枚的翻版。”
“你觉得谁会来认领呢？”
“呃，那位穿咖啡色外套的男子，也就是我们那位红脸庞、穿方头靴的朋友。如果他不亲自来，也会打发一个同党来的。”
“他不会觉得这样太危险吗？”
“绝对不会。如果我对这桩案子的看法是对的，况且我也有太多的理由相信它是对的，那么这个人哪怕冒再大的风险，也要拿回这枚戒指。据我判断，他弯腰看德雷伯的尸体时，戒指掉在了地上，但当时他还不知道。离开那幢房子后，发现丢了戒指，急忙赶回来，却发现警察已经到了。都是由于他自己愚蠢，没有熄灭屋里的蜡烛。不得已，他假装喝醉了酒，以免自己在门口出现引起警察怀疑。现在，你设身处地想一想。把事情前前后后想过以后，他一定会想，戒指可能是在离开屋子后的路上遗失的。然后他会怎么做呢？他会急忙到晚报上去查，希望在失物招领栏里找到它。他一定会喜出望外的。他高兴都来不及，怎么会怕是圈套呢？在他看来，根本没道理把找戒指跟谋杀联系起来。他会来，他肯定会来。不出一小时你就能见到他了。”
“然后呢？”我问。
“噢，然后就让我来对付他。你有武器吗？”
“我有把老式军用左轮手枪，还有几发子弹。”
“你最好把它擦擦，装好子弹。他是个亡命徒，虽然我能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制服他，但还是有备无患的好。”
我走进卧室，照他说的做了。我拿着手枪回到餐厅，餐桌已经收拾干净，福尔摩斯正撩拔着小提琴上的弦，这是他最喜欢的消遣方式。
“案情复杂起来了，”我进来时，他说，“我刚收到美国的回电。我对这桩案子的看法是对的。”
“你认为……？”我急切地问。
“我这把小提琴该换弦了。”他说，“把你的手枪放进口袋里。那家伙来的时候，用平时的语气跟他说话。其余的事情交给我。别死板地盯着他看，会惊动他的。”
“现在已经八点钟。”我看了看手表说。
“是啊，他可能过几分钟就到了。把房门虚掩着，这样就行。把钥匙插在里面的锁孔上。谢谢！我昨天在地摊上淘到一本奇怪的旧书，名为《论国际法》，是本拉丁文的，1642年出版于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家，此处的列日为比利时的城市。)的列日。在这本棕色书皮的小册子印刷出版时，查理一世（查理一世（Charles I，1600—1649），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国王（1625—1649），詹姆斯一世之子，对抗国会，压迫清教徒，引起内战，战后作为“暴君、叛徒、杀人犯和国家的公敌”被国会判处死刑。)的脑袋还安稳地长在脖子上。”
“印刷商是谁？”
“菲利奇·德·克罗伊，天晓得是个怎样的人。扉页上的字迹早已褪了色，写着‘古利奥米·怀特藏书’。不知道古利奥米·怀特是什么人。我猜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实务律师吧，因为他的字都透出几分律师的架势。我想，我们等的人来了。”
就在他说这话时，门铃声响起了。福尔摩斯缓缓站起，朝门口挪了挪椅子。我们听到女仆穿过走廊，咔嗒一声打开了门闩。
“华生医生住这儿吗？”一个清晰却有几分刺耳的声音问。我们没听清女仆是如何回答的，只听见大门关上了，接着有人上楼来。脚步慢慢吞吞地移动。听见这脚步声，我的伙伴脸上露出惊奇的表情。脚步缓慢地走过过道，接着听见有气无力的敲门声。
“请进。”我大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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