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音刚落，步履蹒跚地走进一位满面皱纹的老太婆，而非预想中的那个凶狠的男子。骤然面对屋里强烈的灯光，她似乎有些头晕目眩。她行了个礼后站稳身子，昏花的眼睛瞥了我们一下，神情异常紧张，手指颤巍巍在衣袋里摸索着。我看了我的伙伴一眼，他一脸的郁闷，我只好不动声色。
这位干瘪的老太婆掏出一张晚报，手指着我们登的那则启事说：“先生们，我是为它来的，”她又低下身子行了个礼，说，“招领布里克斯顿街遗失的金婚戒。是我女儿萨莉的戒指。她去年这个时候结的婚，丈夫是“联邦号”船上的服务员。要是他回家发现她的戒指不见了，我真不敢想象他会说什么。他本来就是暴脾气，喝了酒就更疯了。求您了，她昨晚去看马戏时带着……”
“这枚戒指吗？”我问。
“感谢上帝！”老太婆大声说，“今晚萨莉会开心了。就是这枚戒指。”
“您住哪儿？”我拿起一支铅笔问。
“亨兹蒂奇，邓肯街十三号。离这儿远着呢。”
“从亨兹蒂奇到马戏团不用路过布里克斯顿街呀。”夏洛克·福尔摩斯突然开口说。
老太婆转过头狠狠地盯着他，眼眶中露出红光。“这位先生问的是我的住址，”她说，“萨莉住在佩卡姆的梅菲尔德公寓三号。”
“您姓……？”
“我姓索耶，我的女儿姓丹尼斯，他嫁给了汤姆·丹尼斯。在海上，小伙子又帅气又正派，全公司没有比得过他的，可一上岸就又玩女人，又酗酒……”
“给您戒指，索耶太太，”我照福尔摩斯的暗示打断了她的话，“显然，这就是您女儿的戒指。很高兴将它物归原主。”
老太婆口里含混不清地千恩万谢，把戒指收入口袋里，接着慢吞吞地走下楼去。她一出房门，福尔摩斯就立刻站起，跑进自己的房间里。过了几秒钟，他穿着大衣，系着围脖出来了。“我去跟踪她。”他急匆匆地说，“她一定是凶手的同伙，跟着她就能找到凶犯。等着我。”访客出去大门刚关上，福尔摩斯就跑到了楼下。透过窗子，我看见那老太婆有气无力地走在街道边上，跟踪者尾随在后面不远的地方。“如果他的看法全是对的，”我心想，“那他马上就要接近谜案的真相了。”他其实用不着吩咐我等他，在知道他此次冒险的结果前，我不可能睡得着。
他出门时快九点了。我不知道他要多久才能回来，百无聊赖地坐在屋里边抽烟，边翻看着亨利·米尔热（米尔热（Henri Murger，1822—1861），第一个描写放荡不羁生活的法国小说家，曾任列夫·托尔斯泰的秘书，《放浪形骸》是其代表作，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歌剧《波西米亚人》即取材于这部小说。)写的《放浪形骸》。十点过去了，我听到女佣啪嗒啪嗒回房睡觉的脚步声。十一点以后，房东太太迈着沉稳的步伐从我的门口经过，也要回房睡觉了。快到十二点的时候，我听到福尔摩斯开门的咔嗒声。他一进房间来，我就从他的脸色看出，事情并不顺利。兴奋之情与懊恼之情似乎在他的内心交织斗争着。忽然，前者占了上风，他放声大笑了起来。
“这事无论如何不能让苏格兰场的人知道。”福尔摩斯大声说着，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我嘲笑他们很多次了，他们一直不愿就此罢休。我输得起，让他们笑话我好了，我最终一定会扳回来的。”
“怎么回事？”我问。
“噢，我还是把自己的丑事说给您听吧。那人没走多远，就开始一瘸一拐的，像是脚痛。不久，她就停了下来，叫了辆正从身边经过的四轮马车。于是，我尽量靠近她，想听听她要去哪里。但是，根本没必要这样心急，她大声喊出了要去的地址，连马路对过的人都能听见。她大声说：‘到亨兹蒂奇的邓肯街十三号。’我想，这好像是实话。见她确实上了马车后，我就攀上了马车后面。这是每个侦探必须精通的跟踪技巧。后来，马车辚辚地出发了，一路不停地奔向了她说的那条街。快到门口时，我跳下马车，顺着街道优哉游哉地往前走。我看见马车停了下来，车夫跳下车，打开车门等客人下车，然而，却没人下来。我走到跟前时，他正在那儿抓狂，徒劳地在空空如也的车厢里到处找，嘴里不干不净地咒骂着。我还从没听过这样的超级骂词。乘客的影子都找不到了。他恐怕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拿到坐车的钱。到十三号一打听才知道，那里住的是位可敬的糊裱工，名叫凯斯维克，根本就没有叫索耶或丹尼斯的人在那儿住过。”
“你不会是说，”我惊愕地大声说，“那个走路颤巍巍、有气无力的老太婆，能瞒过你和车夫从行进的马车中逃离吧？”
“见鬼的老太婆，”福尔摩斯咬牙切齿地说，“我们俩才是两眼昏花的老太婆，否则怎么会上当啊。他肯定是个青年男子，而且还是个滑头鬼。不仅如此，他还是个演技高超的演员，化装技术无人能及。显然，他见自己被人跟踪，就用了这一招金蝉脱壳。这表明，我们要抓的这个人，绝不是我想的那样。他不是孤家寡人。他有很多朋友愿意为他赴汤蹈火。好了，医生，你肯定也累坏了。听我劝，去休息吧！”
我确实感觉非常疲倦，所以就听他的劝回房去睡了。留下福尔摩斯独自一人坐在若隐若现的炉火边。这一晚直到夜深时候，耳边还传来他那如泣如诉的琴音，我知道他还在思索那件离奇事情。不能解开谜团，他是不会罢手的。
第六章 托比亚斯·格雷格森显示其能耐
第二天，各家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了他们称之为的“布里克斯顿奇案”。每家报纸都全面地报道了此事，有的还在前面加了编者按语。其中有些情况我还是头一次听说。直到现在，我的剪贴本里还保留着许多与此案相关的剪报和摘录。下面是我整理出的一部分：
《每日电讯报》上说：纵观人类犯罪史，很少有如此疑窦丛生的惨剧。遇害人的德国姓氏、无明确的犯罪动机，还有墙上题写的恐怖血字等，所有不利证据都指向政治难民和革命党人。在美国，社会党有很多不同派别，死者肯定是触犯了他们的不成文法，因此被盯上了。文章还旁征博引，谈及了秘密刑事法庭制度（指十二至十六世纪中叶，在德意志威斯特伐利亚实行的秘密法庭制度。)、托法娜毒药水案（十七世纪意大利妇女，发明慢性毒药水，导致六百多人死亡。)、意大利烧炭党人案、德·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案（十七世纪法国一位年轻美貌的毒药杀人犯，被处斩刑。)、达尔文的进化论案、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案，甚至雷克利弗公路谋杀案。文章最后劝诫政府当局，严密关注外国人在英国的动向。
《旗帜报》上说：这种无法无天、骇人听闻的罪案总是发生在自由党执政期间。其根源在于民众心中的忐忑不安和当局的软弱无力。死者是位美国绅士，在伦敦逗留几个礼拜了。他是在私人秘书约瑟夫·斯坦格森先生的陪同下来伦敦的，寄宿在坎伯韦尔区托凯街夏庞蒂埃夫人的房子里。两人于本月4日礼拜二告别房东太太，前往尤斯顿车站，说是赶乘去利物浦的火车。有人后来在站台上看到过他们。但在此之后就再也没人见过他们俩了，直至新闻报道说，德雷伯先生的尸体被发现在距尤斯顿车站数英里远的布里克斯顿街的一幢空宅里。他是怎样到那儿的，又是怎样在那儿惨遭杀害的，至今仍是未解之谜。斯坦格森至今下落不明。我们非常高兴地获悉苏格兰场的莱斯特雷德先生和格雷格森先生将一同负责办理此案，相信这两位声名赫赫的警探定能很快让案情真相大白。
《每日新闻报》上说：此案绝对是桩政治案件。由于欧洲大陆各国政府中的专制主义政治和对自由主义的仇视日益抬头，许多因有前科而臭名远扬且无法被改造成良民的人被赶到英国来了。这些人中有一套严格的行为规范，一旦触犯，便是死路一条。眼下应尽最大努力找到死者的秘书斯坦格森，查明死者生前的所有生活习惯细节。案件目前已取得重大进展，死者生前住过的公寓地址已查明。这完全归功于苏格兰场格雷格森先生的机警和精干。
我和福尔摩斯在早餐时看了这些报道。在他看来，这些报道太逗人了。
“我跟你说过，无论情况怎样，莱斯特雷德和格雷格森一定是最后的赢家。”
“这得取决于最后的结果。”
“噢，上帝啊！结果根本就无所谓了。如果抓住了凶手，那就是说他们尽职尽责，如果凶手没抓到，那就是说他们忠于职守。就像猜钱币，无论正反都是他们赢。无论他们做了什么，都会有人捧场。正如法国人说的‘再愚蠢的蠢蛋都会有更愚蠢的蠢蛋崇拜者。’”
“到底怎么回事？”我大声说，因为就在这时，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从堂厅和楼道传来，还掺杂着房东太太的埋怨声。
“是刑警贝克大街分队来了，”我的同伴故作严肃地说。话音未落，六个街上的流浪儿冲了进来。我还没见过有人比这几个人身上更脏、衣服更破的了。
“立正！”福尔摩斯厉声喝道，六个蓬头垢面的小混混应声站成一排，就像几个破烂的雕像。“以后就由威金斯一个人过来向我报告，其余的人在街上等着。威金斯，你们找到了吗？”
“还没有找到，先生。”其中一个孩子说。
“我也没指望你们这么快就能找到，但你们必须找下去，直到找到为止。这是你们的报酬，”他说着发给了每人一个先令，“好了，你们走吧！下次带好消息来。”
他一挥手，这几个混混就像一群小耗子，蹦蹦跳跳下楼去了。不一会儿，街上传来他们尖锐刺耳的叫声。
“这些乞丐，一个要比一打警察都强，”福尔摩斯说，“一看到警察模样的人，人们就会把嘴巴闭得严严实实的。然而，这些小孩子哪儿都能去，什么都能打听到。他们还都非常机警。唯一欠缺的就是组织性。”
“你雇佣他们调查布里克斯顿案吗？”我问。
“是的，因为我有个问题想要证实一下。这只是个时间问题罢了。嘿，就有人上门来告诉我们消息，向我们示威！格雷格森过来了，一脸的得意。我知道，肯定是来找我们的。瞧，他停下了脚步，来了。”
就听见楼下铃声大作，一眨眼工夫，那位金发侦探三步并作两步，奔上了楼，随即冲进了我们的起居室。
“伙计，”他紧握着福尔摩斯僵直的手喊着，“祝贺我吧！整个案子我已经查得清清楚楚啦。”
一丝焦虑的阴影似乎从福尔摩斯那张表情丰富的脸上掠过。
“您是说已经找到可靠的线索了吗？”他问。
“可靠的线索？瞧您说的，我们都已经把凶手关进牢房了。”
“他叫什么？”
“阿瑟·夏庞蒂埃，皇家海军的一个中尉。”格雷格森大声说，挺着胸脯，得意地搓着他那双肥手。
夏洛克·福尔摩斯吁了口气，神情放松地笑了。
“请坐，抽根雪茄，”他说，“我们很想知道您是怎么破的案。您要来点威士忌加水吗？”
“不介意来点，”侦探回答说，“这两天我拼了老命，累得够呛。您知道的，身体上的劳累比不上心理上的。您对此是能够体会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因为我们都是从事脑力劳动的。”
“这我可不敢当，”福尔摩斯一本正经地说，“让我们听听，这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您是怎么取得的。”
侦探在扶椅上坐了下来，自鸣得意地喷了口烟。突然，猛地一拍大腿，一副乐开了花的样子。
“真好笑，”他大声说，“莱斯特雷德那傻瓜总是自以为是，这次完全搞错了方向。他一直在找那个秘书斯坦格森，可是斯坦格森与这桩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像没出生的婴儿一样清清白白。我肯定，他这会儿已经把那人抓起来了。”
一想到这事，格雷格森就乐不可支，笑得都喘不过气来了。
“您是怎么发现线索的？”
“啊，我从头到尾给你们说说。当然，华生医生，这事就限于我们三个知道。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查明那个美国人的来历。如果换了其他人，就会坐那儿死等，看看启事有没有回音，有没有知情人来主动提供信息。这不是我托比亚斯·格雷格森的工作方法。你们还记得死者身边的那顶帽子吗？”
“记得，”福尔摩斯说，“由恩德乌德父子公司制作的，店址是坎伯韦尔区一百二十九号。”
格雷格森那骄傲的鸡冠似乎耷拉了下来。
“我没想到您也注意到了，”他说，“您也去那儿了？”
“没有。”
“哈！”格雷格森大声说，像是松了一口气，“一个人不该忽视任何机会，不论它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
“对于智者，没有微不足道的事情。”福尔摩斯文绉绉地说。
“是啊，我去找了恩德乌德，问他是否卖过那种尺码、那种式样的帽子。他查了出货记录，马上就找到了。那顶帽子是给德雷伯先生送去的，那位先生住在托凯街夏庞蒂埃寄宿公寓。这样我就找到了他的住址。”
“聪明——非常聪明！”夏洛克·福尔摩斯轻轻地说。
“接着我拜访了夏庞蒂埃太太，”侦探继续说，“我发觉她脸色苍白，神情忧伤。她女儿也在屋里——那姑娘长得非常漂亮。我跟她谈话时，她的眼圈红了，嘴唇直哆嗦。这些我都看在眼里。我嗅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味道。您知道这种感受的，福尔摩斯先生，就是一旦发现了蛛丝马迹，神经就会高度兴奋起来。我问，“你们听说了克利夫兰的伊诺克·德雷伯先生，也就是你们先前的房客死于非命的消息吗？”
“夏庞蒂埃太太点点头，似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她放声大哭了起来。我就更加觉得她们知道点什么。
“德雷伯先生是几点钟离开住处去火车站的？”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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