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点钟，”她回答说，喉头哽咽，尽力压抑着内心的情绪波动，“他的秘书斯坦格森先生说有两趟火车，九点十五一趟，十一点一趟，他准备坐九点十五最早的那趟。”
“这是你们最后一次见到他吗？”
“我这话刚出口，就发现这个妇人脸色大变，面色变得铁青。一愣神后，吐出一个词“是的”——说话时嗓音干哑，语气很不自然。
沉默了一阵后，她女儿平静、清晰地说话了。
“说谎没有任何好处，妈妈，我们还是告诉这位先生实情吧！我们后来确实又见过德雷伯先生。”
“愿上帝宽恕你吧！”夏庞蒂埃太太大声说，双手向上猛地一挥，瘫坐在椅子上，“你害死你哥哥了。”
“阿瑟也肯定希望我们讲真话。”姑娘坚定地回答说。
“你们现在最好给我说实话！”我对她们说，“说半句留半句，还不如不说。再说，你们也不清楚，情况我们到底掌握了多少。”
“祸根都是你，艾丽斯！”她母亲大声说，接着转头面对着我，“我会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您，先生。您别以为，我是担心这件凶案牵扯到儿子所以显得很不安。他绝对是无辜的。但是，我担心在您或别人的眼里看来，他也许洗刷不了嫌疑。然而，这绝对是不可能的。我儿子人品高尚，职业体面，从未有过犯罪记录。这些都能说明，他绝对与这事没关系。”
“您最好把事情清清楚楚、完完全全说出来，”我回应说，“请您相信，只要您儿子是无辜的，就不会有事。”
“艾丽斯，你让我们单独谈谈吧！”她把女儿支开之后，接着说，“好了，先生，我原本没打算把这一切都告诉您的，但既然我那可怜的女儿已经说出口了，我也就别无选择了。我既然决定告诉您实情，就不会再有所保留。”
“这样做再明智不过了。”我说。
“德雷伯先生在我们这里住了将近三个礼拜。他和秘书斯坦格森先生一直在欧洲大陆旅行。我看见他们的箱子上都贴了哥本哈根的标签，知道他们刚从那里来伦敦。斯坦格森不大爱说话，为人矜持。而他的老板，不客气地说，跟他截然相反。这个人生性庸俗，举止粗野。到这儿的当天晚上，就喝得酩酊大醉，到第二天中午十二点都还没完全清醒过来。对女仆举止轻浮，肆意而为。最为恶劣的是，他很快对我女儿艾丽斯也露出了这副德性。不止一次地对她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好在单纯的艾丽丝还听不懂。有一次，他居然把她搂进怀里，抱住她。他这样不知廉耻，连他自己的秘书都义愤填膺地指责他。”
“那您为什么会容忍呢？”我问，“我想，您随时都可以对您的房客下逐客令的。”
我问到了要害处，夏庞蒂埃太太不由得脸红了。“他来的当天要是让他走了就好了，”她说，“但那么大的诱惑让我不得不忍气吞声。他们住在这里每人每天付一英镑，一礼拜就是十四英镑，况且现在是租房的淡季。我一个寡妇，在海军服役的儿子又需要很多钱花。我不愿让这笔钱从手上溜走。没办法，为了钱只能忍受。可是，他最后一次实在太过分了，于是我就让他搬走。这就是他离开的原因。”
“嗯？”
“看到他乘车离开了，我心里松了口气。那时我儿子正好休假，但是这事儿我却对他只字未提，因为他脾气火爆，非常疼妹妹。他们一走我就把门关上，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了地。唉，还没过一个钟头，门铃就响了，没成想德雷伯先生回来了。他异常兴奋，一看就知道喝醉了。当时我和女儿正坐在屋里，他闯了进来，语无伦次地说什么没赶上火车。接着，他看着我女儿，当着我的面，让艾丽丝跟他私奔。“你已经大了，”他说，“没有任何法律可以阻拦你跟我走。我非常有钱，够你花的。甭管这个老婆娘，现在就跟我走吧。你可以过公主一样的日子。”可怜的艾丽丝被吓得一直往后退，可他抓着她手腕，使劲往门口拽。我尖叫起来，就在这时，我儿子阿瑟进来了。然后发生了什么，我就不清楚了，只听嘈杂声中夹杂着咒骂声和打斗声。我吓得没敢抬头看。后来我抬起头时，只见阿瑟拿着根棍子，站在门口大笑。“我想这小子再也不敢来找麻烦了，”他说，“我去跟着他，看看他还能怎样。”说完，他拿起帽子下楼出门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听说德雷伯先生神秘遇害了。”
“这些都是夏庞蒂埃太太亲口断断续续告诉我的。有时她说话的声音很小，几乎听不清她在说什么。不过，她说的每句话，我都速记了下来，一字不差。”
“非常精彩。”夏洛克·福尔摩斯打了个哈欠说，“接下去呢？”
“夏庞蒂埃太太说到这里，”侦探接着说，“我发现了整个案子的关键所在。我眼睛死死地盯着她不放，问她儿子几点钟回的家。这种办法用在女人身上很容易奏效。
“我不知道，”她回答说。
“不知道？”
“是的，他有钥匙，可以自己开门进来。”
“是在您去睡觉后才回来的吗？”
“是的。”
“您是几点钟去睡的？”
“大约十一点。”
“这么说，您儿子至少出去了两个小时？”
“是的。”
“也有可能四五个小时？”
“是的。”
“这个时间段里他干了什么？”
“我不知道。”她说，嘴唇变得苍白。
问到这里，也就足够了。我打听到夏庞蒂埃中尉的下落后，带了两个警官去逮捕他。就在我抓住他的肩膀，警告他乖乖地跟我们走的时候，他却扯着高音喇叭样的嗓门对我们嚷嚷：“我想，你们是因为恶棍德雷伯的死来抓我的吧？”我们都还没提这事，他自己倒先说了，可见他有重大嫌疑了。
“很对。”福尔摩斯说。
“他还随身带着那根粗木棍，他母亲说他就是拿着这根棍子去追德雷伯的。那根橡木棒非常结实。”
“那么，您对这些是怎么看的呢？”
“是啊，我的看法是，他一直追德雷伯先生到布里克斯顿街。在那里，两人又吵了起来，争执中德雷伯先生挨了一棍子，可能是击打在腹部，致使德雷伯先生死亡，所以表面上看不到伤痕。那晚下着大雨，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因此夏庞蒂埃把受害人的尸体拖进了那栋空宅了。至于蜡烛、血迹、墙上的血字，还有戒指，都是为了把警察引入歧途的鬼伎俩罢了。”
“做得好，”福尔摩斯说，鼓励他继续说下去，“真的，格雷格森！有进步，我们要对你刮目相看了。”
“我也觉得自己这个案子干得漂亮。”侦探得意地说，“那个年轻小伙子供述说，他跟踪德雷伯先生没一会儿就被发现了，后者坐上马车把他甩掉了。他自己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他从前的一个战友，俩人一起散了很久的步。但问到他战友住哪时，他又回答不出来。我觉得整个案子的经过可以严丝合缝地串起来了。一想到莱斯特雷德，我就觉得好笑，他一开始就搞错了方向，恐怕他不会有什么收获。嘿，上帝啊，刚说起他，人就到了！”
果然是莱斯特雷德到了。我们谈话时，他上了楼，此刻已进到了屋里。然而，他那一向信心百倍的神情和笔挺神气的装扮全都不见了，一脸的困惑和焦虑，衣着凌乱不整。显然，他是来向福尔摩斯求教的，但看到同事——格雷格森也在，尴尬得手足无措。他站在房间中间，局促不安地捏着自己的帽子，不知怎样做才好。“这案子太不寻常了，”他最后开口说，“实在让人搞不明白！”
“啊，你这么想啊。莱斯特雷德先生！”格雷格森大声炫耀道，“我早料到你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的。你找到秘书约瑟夫·斯坦格森先生了吗？”
“秘书约瑟夫·斯坦格森先生，”莱斯特雷德郁闷地说，“今天早晨六点钟左右在哈利德私人旅馆被人杀死了。”
第七章 黑暗中的光明
莱斯特雷德进门告诉我们的这则消息，非常重大却又出乎所有人的意外，我们三个人惊得目瞪口呆。坐在椅子上的格雷格森猛地站了起来，把杯中剩下的威士忌酒都打翻了。我默默地望着福尔摩斯，只见他双唇紧闭，双眉紧锁。
“斯坦格森也被杀了，”他喃喃地说，“案情复杂了。”
“以前就够复杂的了，”莱斯特雷德嘟哝着坐到椅子上，“有点像到了个军事会议会场。”
“你这个——你这个消息可靠吗？”格雷格森结结巴巴地问。
“我刚从斯坦格森的住处过来，”莱斯特雷德说，“我是第一个到现场的。”
“我们刚才在听格雷格森讲他对这案子的看法。”福尔摩斯斟酌着说，“能请您谈谈您的看法和做法吗？”
“没问题，”莱斯特雷德正襟危坐地说，“坦白地说，我原以为斯坦格森与德雷伯的死有关，但这一新情况却表明我完全错了。我原来一直抱着那个想法，寻找斯坦格森的下落。有人3日晚上八点半左右看到他们俩在尤斯顿车站。次日凌晨两点，德雷伯的尸体在布里克斯顿街被发现。我要搞清楚的是，从八点半到德雷伯先生被害的这段时间里，斯坦格森在干啥？再后来他又干了啥？我致电利物浦方面，描述了斯坦格森的外貌特征，要他们密切关注美国的船只。紧跟着，我排查了尤斯顿车站旁边的旅馆和出租房，因为，我认为，如果他和德雷伯分开的话，他自然会在车站附近找个住处过夜，第二天早上也会在车站附近出现过。”
“他们可能事先约好了在哪儿碰头。”福尔摩斯说。
“确实如此。昨天整整一个晚上我都在调查，却没有任何结果。今天一大早，我就又开始排查。八点钟，排查到小乔治街的哈利德私人旅馆，我问是否有一位叫斯坦格森的先生住在那儿时，他们立刻回答说有。”
“您肯定就是他一直在等的那位先生了吧！”他们说，“他都等您两天了。”
“他在哪？”我问。
“他在楼上，还没起床。他吩咐过，九点时叫醒他。”
“我现在就上楼找他。”我说。
“我当时想，我突然出现，可能会让他措手不及，骤不提防之下吐露出点实情来。一个擦鞋人主动带路。上了三楼，一条狭窄的走廊直通到门口。擦鞋人把房门指给了我，转身就要下楼。我看到了让人非常恶心的景象。尽管有二十年的办案经历，这景象还是让我忍不住想吐。只见房门底下一道淡红色的血痕，弯弯曲曲流过走廊，在对面的墙脚下积了一大滩。我不禁大叫了一声。擦鞋人转回身来看个究竟。见到眼前的景象，他吓得几乎昏了过去。房门反锁了，我们用肩撞开门，来到屋里。房间的窗户开着，旁边有具身着睡衣的男尸，蜷成一团。他早已断气，四肢僵硬、冰冷。我们把尸体翻了过来，擦鞋人马上就认出，他就是这间屋子的房客，斯坦格森。他是被人用刀刺入左肋致死的，心脏一定是刺穿了。接下去就是最奇怪的一幕了：你们猜猜看，死者的脸上有什么？”
福尔摩斯还没来得及搭话，我就感到身上在起鸡皮疙瘩，觉得一种恐怖的事情就要发生。
“RACHE”一词，是用血写的。”他说。
“正是这样。”莱斯特雷德有些后怕地说。一时间，我们全都沉默了。
这个不知名的凶手行动起来非常有步骤，但却同样令人费解。这就使得他的罪行显得更加恐怖。我的神经虽然在战场上还坚强，但一想到这里，也被刺痛了。
“有人曾经见过凶手，”莱斯特雷德又说，“一个送牛奶的孩子在去牛奶房的时候，恰巧要路过旅馆后面一条通向马厩的小巷。他发现，有人把梯子架靠在三楼的一扇窗户上，窗户开着。平时，这个梯子都是横放在地上的。从边上走过后，他回头看见有个人从梯子上爬下来。他大大方方地爬下来，所以那孩子还以为是在旅馆里干活的木匠或别的什么人。他也没有特别留意，只是心里在想，这人来干活也太早了点吧。他记得那人是个高个儿，脸红红的，穿了件棕色长外套。杀人后，他一定还在房间里逗留了一阵。因为我们发现脸盆的水里有血迹，那是他在里面洗手留下的；床单上也留有血迹，可见他行凶后，还从容地擦干净了刀子。”
听见凶手外貌特征的描述与福尔摩斯的说法完全吻合，我不禁瞟了他一眼。然而，在他的脸上却看不见丝毫的喜悦。
“您在那屋里没有发现与凶手有关的线索吗？”他问。
“没有。斯坦格森的口袋里还放着德雷伯的钱包，但这似乎很正常，因为钱都是由他付出去的。里面有八十多英镑，分文未动。不管这两次神秘罪案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可以肯定地说不是为了谋财害命。受害人口袋里也没有什么文件或日记本，只有一份电报，是一个月前从克利夫兰城发过来的，电文是‘J.H.在欧洲’，上面没有署名。”
“还有没有发现别的东西？”福尔摩斯问。
“没什么重要东西了。死者的床上放着本小说，是他临睡前看的。尸体旁的椅子上有个烟斗。桌上有一杯水。窗台上有个小小的药膏盒，里面装着两粒药丸。”
夏洛克·福尔摩斯高兴地大喊了一声，猛地站起身来。
“关键的一环就在这儿，”他兴奋异常地大声说，“整个案子就清楚了。”
两位侦探惊愕地看着他。
“现在我手头上所有的线索都理清了，不再是一团乱麻了，”我的伙伴信心十足地说，“当然，还有些细节需要补充，但我相信所有的情况大体已经搞清楚了，从德雷伯跟斯坦格森在车站分手，直到发现后者的尸体，就像我亲眼目睹了整个经过一样。我来证明给你们看看。那两颗药丸您带来了吗？”
“带来了，”莱斯特雷德拿出一个白色的小盒子说，“药丸、钱包和电报我都随身带着，准备放到警局去妥善保管。说实在的，我原本没想拿上这两颗药丸的，因为觉得它们没什么重要的。”
“请把它们放这儿，”福尔摩斯说，“对啦，医生，”他转向我说，“这两颗药丸是普通的药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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