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四签名(2)

第二章　案情陈述

莫斯坦小姐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房间，看上去非常沉稳。这个金发姑娘个子小巧，举止优雅，手上戴的手套和身上穿的衣服非常有品位。然而，这一身装扮却非常朴素大方，看得出她的生活并不太富裕。外套是暗灰色的薄斜纹呢子，上面没有任何的装饰，也没有镶花边。头上裹了一小块暗灰色的头巾，只不过像是有些白色羽毛状的边饰。脸上五官不是很有型，面容也不漂亮，但却显得温婉恬美。一双蓝色的大眼睛，非常传神，招人喜爱。我见过许多不同国家的女性，遍及三大洲，却从没见过比这更精致、更聪慧的面容。福尔摩斯搬了把椅子请她坐了下来。我只见她的嘴唇微颤，双手发抖。一切都表明她内心非常不安。

“我来找您，福尔摩斯先生，”她说，“因为您曾帮我的雇主塞西尔·弗里斯特夫人解决过一起家庭纠纷。您不但人好，而且本领高，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塞西尔·弗里斯特夫人，”他若有所思地念叨着这个名字，“我想，我没有帮上很大的忙。不过，那件案子在我印象中，非常简单。”

“可她并不是这样想的。但是，至少我的案子您不能说简单，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事会比我遇上的事更加离奇，更令人费解的。”

福尔摩斯搓着双手，两眼放光。他坐在椅子上，身体向前倾。那张轮廓分明、像鹰似的脸庞上露出一副全神贯注的神情。

“讲讲您的案情吧。”他的话语非常轻快，但却非常专业。

我感到自己在场会多有不便。

“对不起，你们请便，我失陪了。”我站起身说。

让我没想到的是，年轻女子伸出戴着手套的手拦住了我。

“您这位朋友，”她说，“如能留一下，或许能帮我大忙。”

我又坐回椅子上。

“简单地说，”她接着说，“事情是这样的。我父亲是印度军团的一名军官。在我很小的时候，他把我送回了英国。因为母亲已经过世了，国内又没有亲戚，父亲把我安排进了爱丁堡的一所条件很好的寄宿学校。我在那里一直待到十七岁。1878年，父亲已是军团的资深上尉，获准回家休假一年。他在伦敦发电报告诉我，说他已安全抵达伦敦，要我马上过去，并给了我朗厄姆旅馆的地址。我记得，他的电文中充满了慈爱。一到伦敦，我便坐车赶到了朗厄姆旅馆，得知莫斯坦上尉是住在这家旅馆，但前一天晚上出门后就再没回来过。我等了一天，都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当晚，听从旅馆经理的建议，我向警方报了案。第二天一早，我到各大报纸上刊登了寻人启事。四处打探，都没有结果。一直到今天，我都没听到一点父亲的消息。可怜的父亲满怀着希望回家，本想过几天安宁、舒适的日子，没想到……”

她手按在咽喉处，泣不成声，话都说不下去了。

“那是哪天的事？”福尔摩斯翻开记事本问。

“他是1878年12月3日失踪的，差不多十年了。”

“他的行李呢？”

“在旅馆里，里面找不到任何的线索。有些衣服和书，还有不少来自安达曼群岛（属于印度的一个群岛，处在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之间。)的奇珍异品。他曾是那个岛上管理狱警的一个官员。”

“他在伦敦有朋友吗？”

“我们只知道舒尔托少校。他与父亲同在一个军团，是驻孟买陆军第三十四团的。不久前，少校退伍了，住在上诺伍德。当然，我们曾与他联系过，但他甚至连我父亲回英国的事都不知道。”

“这案子很奇怪啊。”福尔摩斯说。

“最奇怪的事我还没说呢！大约六年前，准确地说，是在1882年5月4日，《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则告示，打听玛丽·莫斯坦小姐的住址，说会有好事落到她头上。告示没有署名，也没附上地址。那时，我刚到塞西尔·弗里斯特夫人家做家庭教师。按照她的建议，我在报纸的广告栏里刊登了住址。当天，就有人通过邮局给我寄来一个小纸盒，里面装着一颗光彩夺目的大珍珠，却没有附上一句留言。从那以后，每年的同一天总会有人寄来一个同样的纸盒，装着一颗同样的珍珠，但却没留下任何邮寄者的相关线索。专家鉴定说，这些珍珠非常稀罕，价值连城。请您过目，这些珠子非常漂亮。”

说着，她打开了手上一个扁平的盒子，出现在眼前的是六颗珍珠。我这辈子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珍珠。

“您说的案情非常有趣，”福尔摩斯说，“还有别的情况吗？”

“还有，今天就发生了一件事。这也是我来找您的原因。今天上午我收到了这封信，您看看吧。”

“谢谢，”福尔摩斯说，“信封也请给我看看！邮戳上，伦敦西南区，日期，9月7日。啊！角落上有个大拇指的印迹，可能是邮递员留下的。纸张非常好，信封六便士一札，写信的人对信纸信封都非常讲究，没有寄信人的地址。

今晚七时，请到莱西厄姆剧院外左边第三个柱子边等我。如果您心有疑虑，可带上两个朋友过来。您受了冤屈，会有公道的。别带警察来。否则，一切免谈。

您不知名的朋友

是啊，确实，一件相当相当神秘的事情啊！莫斯坦小姐，您打算怎么办？”

“这正是我想问您的。”

“那我们一定得去——我和您。对啊，华生医生就是最佳人选啊，信上说，两位朋友。我和他过去一起共过事。”

“但他愿意去吗？”她问，语气中带着几分哀求。

“能为您效劳，”我热诚地说，“我十分荣幸。”

“你们二位真是大好人，”她回答说，“我不大与人接触，找不到朋友帮忙。我想，六点钟来这里，应该来得及吧？”

“不能再晚了，”福尔摩斯说，“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这封信上的笔迹与装珍珠的盒子上的笔迹一样吗？”

“我全带来啦。”她回答说，拿出了六张纸来。

“您真是个模范委托人，什么事都想在前头。现在，我们来看看吧！”

他把六张纸全铺在桌上，一张张仔细比对。“除了这封信，其他笔迹都有伪装的痕迹，”他立刻就说，“但书写者的身份完全可以锁定。这个希腊字母e明显向外凸，再看单词末的字母s扭曲的轨迹，无疑出自同一人之手。虽然知道希望不大，但莫斯坦小姐，我还是想问问，这笔迹像是您父亲的吗？”

“一点都不像。”

“我就知道您会这么说的。好吧，我们等着您，六点钟见。请把这几张纸留下，去之前这段时间里，我还要看看。现在不过三点半。那就，回头见！”

“回头见。”来客说，她那双明亮、温柔的眼睛从我们身上扫过，接着把珠宝盒揣回怀里，匆匆地走了。

我站在窗前，看着她那轻盈的身影越走越远，她那灰色的头巾和白色的羽毛在黑压压的人群中渐渐成了一个黑点。

“多迷人的姑娘啊！”我转向福尔摩斯赞叹着。

他又点燃了烟斗，合上眼睑，背靠在椅子上。“她吗？”他慢吞吞地说，“我没发现。”

“你真是台机器，精于算计的机器。”我大声说，“有时候真是没有一点人情味。”

他善意地笑了笑。

“最重要的就是，”他大声说，“不要因个人的样貌而使你的判断产生偏差。对我而言，一个委托人只不过是个单位，问题的一个方面。感情因素会影响人做出正确的推理判断。跟你说，我这辈子见过的最迷人的女人，因毒死三个小孩而被绞死了，只是为了骗取保险赔款。我认识一个外貌奇丑的男人，他是一位慈善家，给伦敦的贫民捐了将近二十五万英镑。”

“但是，这事……”

“我一贯如此，不能有例外，这是原则。你对笔迹有过研究吗？对这个人的笔迹，你怎么看？”

“字体工整，笔画匀称，”我回答说，“像是生意人的习性，是个性格坚强的人。”

福尔摩斯摇摇头。

“看看他写的这几个长字母，”他说，“几乎都没有高过左右两边的字母，d写得像个a，l像个e。有个性的人不论字写得有多难认，长字母总是明显凸出的。他写的字母k表明，此人不是个立场坚定的人，但他写的大写字母却显示这个人非常自负。我现在出去一下，查些资料。我推荐本书给你看看——一部旷世之作，温伍德·里德（里德（Winwood Reade，1838—1875），英国小说家、旅行家和评论家，其代表作《人类殉道者》于1872年出版，广受读者欢迎，畅销一时。)的《人类殉道者》。一小时后，我会回来。”

我手捧着书，坐在窗前，脑子里想的却与书中人物的勇敢果决毫无关系。我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刚走的那位来客身上——她的笑容、她美妙迷人的嗓音和她生活中所遭遇的离奇事件。她父亲失踪那年，她十七岁，现在该有二十七岁了吧。花一样的年华，青涩开始褪去，人生的阅历使曾经的冲动变成现在的冷静。我就这么坐在那里出神，渐渐地脑子里竟产生了些不该有的念头，我赶忙回到书桌前，一头扎进了最近发表的病理学论文里，研读起来。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陆军军医，拖着一条伤腿，又没有什么钱，怎么能有这样的妄想？她是案件中一个单位，一个因素，仅此而已。既然我的前途一片黑暗，最好还是坚强地面对，不要妄图靠那一点点可怜的幻想来照亮它。

第三章　寻求解答

福尔摩斯直到下午五点半才回来。他满脸红光，神采飞扬。他的情绪从先前最颓废的状态一下子变得高涨起来。

“这件事没有什么玄机，”他说着，端起我为他沏好的茶，“所有的事实只能有一种解释。”

“什么！你找到答案了？”

“呃，一下子也说不清楚。我发现了一个事实，可以从中看出一些问题，目前仅此而已。但是，非常能说明问题。还有些细节需要添加进去。我刚查阅了《泰晤士报》的旧报纸，看到上面有一则讣告，说家住上诺伍德区的舒尔托，也就是前驻孟买陆军第三十四团的少校，于1882年4月28日去世。”

“我可能脑子不大好使，福尔摩斯，看不出这讣告说明了什么。”

“看不出？奇怪了。那我来给你解释解释。莫斯坦上尉失踪了，他在伦敦唯一可能去拜访的人只有舒尔托少校。可是，舒尔托少校却否认说，不知道他到伦敦了。四年后，舒尔托死了。他死后不到一个礼拜，莫斯坦上尉的女儿就收到贵重的礼物，而且六年来每年都是如此。现在更是收到一封信，说她受了冤屈。除了她父亲之死外，冤屈一词还能是什么呢？为什么舒尔托死后，马上就有人开始寄礼物了呢？除非是舒尔托的继承人知道其中的隐秘，并希望做些补偿。除此之外，你还能有其他的理由来解释这些事实吗？”

“但这种补偿也太诡异了！弄得神神秘秘的！还有，为什么他六年之前不写信，要到现在才写呢？信上还说，要还她公道。她能有什么公道呢？总不能说她父亲还活着吧，这也太不可思议了。你知道的，在莫斯坦小姐的案子里，就没有别的什么不公道的东西？

“有些棘手，确实棘手，”夏洛克·福尔摩斯若有所思地说，“今晚我们跑一趟，也许能解开所有的谜团。啊，来了一辆四轮马车，上面坐着莫斯坦小姐。你都准备好了吗？我们该下去了，时间超过了几分钟。”

我拿起帽子和那根沉甸甸的手杖，而福尔摩斯却从抽屉里拿出一支手枪放进口袋。显然，他认为我们今天晚上的行动可能会遇上很棘手的事。

莫斯坦小姐身上裹着黑色披风，那张多情的脸庞显得很镇定，但却有些苍白。我们将要面对的事情非常诡异，她要是一点也不紧张，那就不是个正常的女人了。不过她完全掩饰了心中的恐慌。就在夏洛克·福尔摩斯再次向她提问，以了解更多详情时，她回答得很从容。

“舒尔托少校是爸爸非常要好的朋友，”她说，“他每封信都会提到少校。他和爸爸都是安达曼群岛驻军的军官，所以两人经常在一起。对了，在爸爸的书桌里有张纸，上面写的东西没人看得懂，很古怪。不知道是不是有用，但我想您可能会愿意看看，所以就带在了身上。就是这张纸。”

福尔摩斯小心翼翼地把那张纸展开，平铺在膝盖上，然后，用放大镜仔细端详。

“这是印度原住民造的纸张，”他说，“这张纸曾经被人钉在板上。上面画的图案好像是幢大宅的建筑图的一部分，画有许多房间、走廊和过道。在一个位置上有个用红墨水画的十字记号，十字的上方写有‘从左往右3.37’，铅笔写的字迹有些模糊了。在左手角落处标有一个奇怪的字符，像是四个十字连成一行，相互间没有任何空隙。边上潦潦草草地写了几个字，‘四签名——乔纳森·斯莫尔，穆罕默德·辛格，阿卜杜拉·汗，多斯特·阿克巴尔。’是啊，我也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不过这肯定是份重要文件，一直小心收藏在皮夹里，所以两面才会保持得一样干净。”

“我们就是在他的皮夹里发现的。”

“那您得小心保管，莫斯坦小姐，以后也许用得上。我开始觉得这个案子，可能比我起初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我得重新捋一捋思路。”

他斜靠在马车的椅背上，眉头紧锁，双目出神，看得出他已陷入沉思。我和莫斯坦小姐小声地聊着此次的行程以及可能的结果。一路上，我们的那位同伴一直沉默不语，显得有些高深莫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