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的夜晚，还不到七点，天已经完全暗了下来，浓密的雨雾低压压地笼罩着这座大城市，晦暗的云朵阴郁地低垂着，街道已是一片泥泞。街道两旁的路灯把一团团昏暗的灯光投在地上，在雾色中化作星星点点的光圈。商店的橱窗里泻出黄色的灯光，流水般穿透了空气中的水雾，光线迷离，照在人声鼎沸的大街上。出现在我脑海中的是，一张张脸阴森可怖，像鬼魂一样，一眼望不到头，从一道道狭长的光线下闪过，脸色或喜或悲，或形容枯槁，或春光满面。就如同所有的人类一样，他们从黑暗步入光明，又从光明回归黑暗。我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但在这样一个暗郁、沉闷的夜晚，再加上要去侦查这样一件奇案，不免感到神经紧张，心情抑郁。从莫斯坦小姐的神态，我看得出她此时也和我有着相同的感觉。只有福尔摩斯一人不为外物所动。他把记事本放在膝头摊开，借着手头上的小灯在上面写着，不时地写上几个数字或几个字。
莱西厄姆剧院旁边的入口处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前方，双轮马车、四轮马车来来往往。车上走下来的男士都穿着笔挺的礼服，女士则个个围着围巾、珠光宝气。我们刚来到第三根柱子前，就看见接头处站着一个身材短小、面孔黝黑、车夫装扮的男子。他主动向我们打起了招呼。
“你们是陪莫斯坦小姐一起来赴约的吗？”他问。
“我是莫斯坦小姐。这两位先生是我的朋友。”她回答说。
他目光锐利地打量着我们，满腹狐疑。
“请原谅，小姐，”他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您得向我保证，和您来的这两位不是警察。”
“我可以向您保证。”她回答说。
听到这话，他便发出刺耳的哨声。随即，一个流浪儿从对面的街上牵过来一辆四轮马车，并把车门打开。接我们的那个人跳到了车夫座位上，我们也跟着上了车。还没等到我们坐稳，车夫就扬鞭赶车。于是，我们飞快地穿行在一条条雾气迷蒙的街道上。
这种情况实在是很诡异。我们坐在马车里，不知道要被带往何处，也不知道究竟去干什么。或许此次邀请完全是个恶作剧，但这个假设似乎难以成立。也许，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此行一定会有重大事件发生。莫斯坦小姐一直神情肃穆，不苟言笑。为了逗她开心，使她放松心情，我给她讲述了自己在阿富汗的历险。不过，说句实话，由于当时在那样一个环境下，我自己也心神不定，结果故事讲得颠三倒四。直到现在，她还说，我给她讲的故事很动人，说什么半夜三更，一杆滑膛枪窥探我的帐篷，而我又向一只双管老虎仔开枪。起初我还模模糊糊知道马车行进的大致方向，但是没过多久，由于马车速度很快，又起了浓雾，加上我对伦敦并不熟悉，我渐渐地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只知道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了。然而，夏洛克·福尔摩斯却对马车穿过的每一个广场、每一条七弯八拐的小街都了如指掌，嘴里默念着广场和街道的名字。
“这是罗彻斯特街，”他说，“现在是文森特广场。现在我们进了沃克斯霍尔桥路。我们显然是往萨里区方向走。是的，没错。现在上桥了，你们可以看到河了。”
果然，泰晤士河从我们眼前一闪而过，只看见街灯倒映在宽阔、平静的水面上。马车继续往前疾驰，不久就驶入了河对岸迷宫般的街道中。
“华兹华斯路，”我的同伴说，“修道院路，拉克雷尔巷，斯托克维尔广场，罗伯特街，冷港巷。我们要去的地方好像不是很繁华的街区。”
的确，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非常陌生可疑，让人感到很压抑。一溜溜砖石房，长长的，非常阴郁。只是因为转角处有那几家酒店，光怪陆离，艳俗刺目，才让人心情稍稍放松了些。转过街角，就看见一排排两层楼的别墅，每栋别墅前都有小花园。再往前走，又是一溜溜望不到头的新砖石房，似乎正凝视着任何一位访客，就像是城市这个巨大的怪物向乡村伸展出的触手。终于，来到一排新房子的第三栋门前，马车停了下来。周围其他房子都没人住，里面漆黑无光，我们来到的这一栋房子也和其他房子一样，不同的只是厨房的窗户透出了一丝微光。不过，我们一敲门，一个印度仆人马上就把门打开了。他头上裹着黄色的包头，身穿肥大的白色衣服，腰上缠着黄色的腰带。在偏僻郊区的普通住宅门口站着一位东方仆人的身影，显得极不协调，让人感觉怪怪的。
“主人正恭候大驾，”他说，还没把话说完，就听见里屋有人高声说，“把他们领进来，吉特穆特迦（印度语，意为男侍。)！领到我这里来。”
第四章 秃顶人的故事
我们跟着这个印度人，走过一条肮脏的公共通道。通道的灯光昏暗，简陋不堪。他走到了一扇门边停下，推开了右手处的房门，顿时桔黄色的灯光倾泻出来。借着灯光，我们看见屋子里站着一个小个子的男人。他的头顶已经秃了，周围红色的短发根根直立，光亮的头皮显得特别醒目，好似杉树环绕的山巅。他站在那里，双手紧握，脸上的神情不停地变化。时而面带微笑，时而愁容满面，一刻也不得停息。他生来就嘴唇向下撇着，一口参差不整的黄牙非常显眼，所以他总是想用手去遮掩住下半张脸。尽管头顶已经完全秃了，但他看上去还非常年轻。事实上，他只不过才刚满三十岁。
“愿为您效劳，莫斯坦小姐，”他反复尖声大声说，“愿为你们效劳，先生们。欢迎光临寒舍！小姐，房间虽然很小，但却是按我喜欢的风格布置的。伦敦南部艺术沙漠中的绿洲。”
他把我们让进屋里，屋子里的景象让我们大吃了一惊。屋里的摆设与整幢房子显得格格不入，就像是把最美的钻石镶嵌在一块铜上面。墙上挂着窗帘和挂毯，极其富丽堂皇。把它们卷起来后，就露出了后面精裱的油画和东方的花瓶。琥珀色和黑色相间的地毯脚踩上去软软的，但却很厚实，非常舒适，感觉就像踩在青苔上。两张大虎皮横铺在地毯上，屋子一角的小地毯上放着一只巨大的水烟筒。这一切更衬托出一种富有东方意味的奢华。屋子中央悬下一根金线，若隐若现，下面悬挂着一盏银制的鸽形吊灯。点燃后，空气中就弥漫着淡雅的清香。
“撒迪厄斯·舒尔托先生，”小个子男人说，脸上的笑容依然僵硬，“这就是我的名字。您当然就是莫斯坦小姐吧，这两位先生是……”
“这位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这位是华生医生。”
“啊，医生？”他非常兴奋地大声说，“您带着听诊器吗？能否请您……麻烦您帮我瞧瞧？您行行好，我的心脏冠膜很可能有毛病，大动脉可能还行。但我还是很想听听您给我的心脏冠膜的诊断。”
应他的请求，我给他听诊一下，但是没有发现任何毛病。他只是非常恐惧，从头到脚都在颤抖。
“您的心脏好像没什么毛病，”我说，“您没必要这么紧张。”
“莫斯坦小姐，我太过紧张了，请您见谅，”他高兴地说，“我老是身体不舒服，总怀疑我的心脏冠膜有问题。听医生说没毛病，我真高兴。莫斯坦小姐，您的父亲要是能心情放松，不让心脏过于劳累，也许现在还能健在呢。”
他提及这么敏感的话题时，丝毫不顾及别人的感受，让我非常气愤，真想一拳打在他脸上。莫斯坦小姐坐了下来，整张脸都变得惨白。
“我心里清楚，他已经过世了。”她说。
“我会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您，”他说，“而且，我会还您一个公道。不管巴索洛缪兄弟怎么说，我都要为您主持公道。您的两位朋友能来，我很高兴。他们不只是给您作伴的，还可以为我所说的话和要做的事做个见证。我们三个可以对付得了巴索洛缪兄弟，可是不要外人参与——不要警察或官方。不需要外人的介入，我们自己可以把事情搞定。如果把事情公之于众的话，巴索洛缪兄弟会恼火的。”
他在一张低矮的长沙发上坐了下来。一双无神的蓝眼睛盯着我们，一眨一眨地好像是在征询我们的意见。
“我是没问题，”福尔摩斯说，“无论您说什么，都不会从我嘴里传出去。”
我也点头表示同意。
“很好！很好！”他说，“莫斯坦小姐，我能请喝杯勤地酒（一种意大利红（白）葡萄酒。)吗？或者托考伊酒（一种匈牙利产白葡萄酒。)？我这儿没有其他酒。我开一瓶好吗？您不喝？好吧，我想你们不会反对我抽烟吧。这种东方烟草的气味有安神的功效。我有点紧张，我发现水烟筒是最好的镇静剂。”
他点着了那个巨大的水烟筒，烟筒里咕嘟咕嘟地发出欢快的响声，青烟从酱色的水里冒了出来。我们三个人围成半圆坐着，头往前伸着，手支撑着下巴。奇怪的小个子，脑门高高的，头顶秃秃的，躁动不安地坐在中央，手足无措地抽着烟。
“当初，我决定与您联系的时候，”他说，“原本就想把我的住址告诉您，可是又怕您会不顾我的请求，带些不适宜的朋友过来。所以，冒昧地安排了这次会面，我派了威廉斯先同你们见个面。对于他的谨慎，我非常有信心。我告诉他，如果情况不对，那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请你们能够理解我的良苦用心，因为我这人不大愿与生人接触，甚至可以说我这人品位就与一般人不一样。没人会比警察更没情趣了。我从不与粗鄙之人打交道。正如你们所看到的，我生活在还算文雅的氛围中。我自认为是艺术的守护人。我就是迷恋艺术。那幅风景画是柯罗（柯罗（Jean Baptiste Camille Corot，1796—1875），法国画家，是使法国风景画从传统的历史风景画过渡到现实主义风景画的代表人物，作品有《沙特尔大教堂》、《阵风》等。)的真迹。虽然有人也许会认为那幅萨尔瓦多·罗萨（罗萨（Salvator Rosa，1675—1675），意大利画家、诗人，以其浪漫主义风景画、海洋画和战斗画著称，作品有油画《普罗米修斯》、《墨丘利和森林中人》等。)的作品是赝品，但那幅布格罗（布格罗（Adolphe William Bouguereau，1825—1905），法国学院派画家，维护正统艺术，排斥印象派，多画裸体、田园、宗教神话等题材，风格严谨细腻。)的画千真万确是真品，我特别喜欢现代法国派的作品。”
“对不起，舒尔托先生，”莫斯坦小姐说，“我应邀来这儿，是想听听您有什么事要告诉我。时间已经很晚了，我希望能够长话短说。”
“不管怎么说，都得需要时间慢慢说，”他回答说，“我们一定得去一趟上诺伍德，找我巴索洛缪兄弟。我们大家一起去，看能否压压他的气焰。我以为这种途径是对的，可他却因此对我很生气。昨晚我跟他吵得很厉害。你们无法想象，他发火的时候有多可怕。”
“要去上诺伍德的话，还是立刻动身的好。”我忍不住插嘴说。
他大笑了起来，笑得连耳根都涨红了。
“这可不行，”他大声说，“如果就这样突然领你们上门，我真不知道他会说什么。不行，我得让你们有个心理准备，把双方的情况都互相了解一下。首先，我必须告诉你们，在这件事当中，我自己也有许多情况不大清楚，只能把我所知道的那些告诉你们。
“你们可能已经猜到了，我的父亲就是约翰·舒尔托，前印度驻军少校。大约十一年前，他退休后，住进了上诺伍德的池樱别墅。他在印度发财了，带回了一大笔钱，一批珍贵的古玩，还有几个印度仆人。用那些钱财，他买了一幢房子，过起了非常舒适的生活。他只有两个儿子，我和我的孪生兄弟巴索洛缪。
“我记得很清楚，莫斯坦上尉失踪所引起的轰动。我们从报纸上了解到具体的情况，知道他是父亲的朋友，所以当着他的面无所顾忌地谈论起这件事。他也时常和我们一起猜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从没想到过，在他的心里埋藏了一个大秘密。那就是，只有他一个人知道阿瑟·莫斯坦的下落。
“不过，我们确实也知道父亲掌握着一个秘密，确实有种危险存在。他非常害怕独自出门，长期雇用了两个拳击高手为池樱别墅看门。今天给你们赶车的威廉斯就是其中一个，他曾获得过英国轻量级拳击赛的冠军。我父亲从未告诉过我们，他究竟害怕什么。但显然，他对装着木制假腿的人特别警觉。有一次他开枪打伤了一位装着木假腿的人，事后才知道他是个无辜的推销员，上门推销东西。我们赔了一大笔钱，才算了结了此事。我和我兄弟那时还以为父亲是一时糊涂，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慢慢改变了我们的想法。
“那是1882年初，父亲收到了一封来自印度的信，受到很大的冲击。吃早餐时，他打开信来看，当场差点晕了过去。从那以后就病倒了，一直到死都没恢复过来。信的内容没人知道，但他拿在手上时，我看见这封信很短，字迹非常潦草。多年来，父亲一直患有脾脏肿大的病，只是这下子突然恶化了。到4月底，医生告诉我们说，他不行了。父亲把我们兄弟俩叫去，见了最后一面。
“我们走进他房间，见他靠在高枕上，呼吸困难。他让我们关上门，站到他的床两边。接着，他抓着我们的手，跟我们讲了一个惊天的秘密。受到病痛的折磨，加上情绪激动，他的声音时断时续。我尽量向你们复述一下他当时的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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