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是斯德哥尔摩之行。这是一次在梵特心里要将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地图上消除的旅行。
旅行一开始,籁雅出现了恐飞症,到目前为止,她还不了解这种情况。只见她脸色苍白,浑身发抖,一个劲儿上厕所。
“后来,我觉得这个恐飞症是一个特别聪明的恐惧形式。”梵特说,“重力是她的盟友,用来对抗她内在的离心力。如果它没有了,籁雅便有爆炸的危险,她会失去内心,她的心灵碎片会乱成一团,她会体验到毁灭。
我们是乘船回来的,这是我在甲板上想到的。赫尔辛基在黄昏里渐渐远去,沉没,我希望永远不再看到它。”
“如果我突然忘了该怎么拉琴,怎么办?”在飞机上籁雅这样问道。然后她做了一件从没做过的事:她讲她同大卫·列维有过一次谈话,她向他吐露了对演奏时会失忆的焦虑。听到这话,梵特心里一缩。他回想起他从未忘记的那一幕。那是籁雅在学校礼堂的第一次登台,当她将琴弓搭到琴弦上演奏时,没有任何原因,他曾问过自己,她的记忆可靠吗。列维一声不响地看着籁雅,然后站起来,在音乐室里走来走去。接着,向她讲了他一生中经历过的最可怕的时刻,那是他演奏贝多芬协奏曲中奥伊斯特拉赫的华彩乐段时,他突然不知道该怎么拉下去了。他说,这恐慌就像能致人瘫痪的冰冷毒液,注入他全身。其后的几小时内,这个毒液几乎毁灭了他其他所有感觉。他是怎么从舞台上逃下来的,他一点儿不知道了,所有行动,如果他感到了的话,都会立即从记忆中删除。在更衣室里,他看着阿玛蒂,心想:再也不了。
飞在云层之上,梵特突然懂了,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担忧使女儿与列维联结到了一起,在此,自己的吃醋显得多么可笑丑陋。这是一个相互同情联结的象征,他们知道,在刺眼的舞台灯光下,记忆的失落与自信的失落,随时都会在幽暗内心,在她身上出现。此时,这个当爸的也突然理解了,作为礼物的阿玛蒂,有着怎样深重的含义:列维将它送给籁雅,是要将她心里的那个危险暗道永远封死;在列维那里中断的琴声,由他内在的失落吞噬掉的琴声,应该再由她出自受到保护的自信、在坚不可摧的确信感中继续拉响,这一定有助于治愈他的受伤。因而,这把琴里有着他多少痛苦与希望,可籁雅正是要在他眼前,将琴摔碎!
梵特又一次——在很长时间之后——把女儿冰凉的湿手握在了手中。此时他想起,籁雅小时候得湿疹时,那些日日夜夜多么令人焦心。这一切的一切对她压力太大了,就是太大了。当他们踏进入境大厅时,他想劝她取消音乐会,马上坐船或者乘火车回家。但是,来接他们的司机已经站在跟前。
“我为什么没把他打发走呢!”梵特说,“要是干脆把他打发走了就好了!”
黄昏已经降临。我是不是该开灯,我问。梵特摇了摇头。他现在要讲那场灾难,不想有光线照在脸上。事后,当我脑子里再次想象那场灾难的时候,它的行进就像是一场悲剧的高潮,这个高潮如我迄今为止听到的,有着不可阻挡的必然性。
“坐进幽暗的观众席时,我想,在飞机上,要是籁雅没给我讲列维的记忆崩溃就好了。然后,我的眼睛紧紧盯着她的脸、她的眼睛,随时准备看出什么先兆。当时演奏的是莫扎特小提琴协奏曲,她说不想总围着巴赫转。其间她对瓜奈里琴的感受又有了新的发展,与那时在楼道里的演奏比,拉出的音响更充分,更令人信服。报上已经对瓜奈里·耶稣提琴有所介绍。其中一篇散文很长,也提到了帕格尼尼和“大炮”。我能感到,观众席上虔诚的安静比以往更空前,掌声也似乎不想终结。”
“像往常一样,我不很喜欢籁雅对喝彩的回应,好像是定式,可以预见的。可这次还有另外一些方面,令我深深震惊,对此震惊,自己当时却没注意到:籁雅上台,走到舞台中间时,她的动作不似以往那样自然洒脱,没有了正常人动作的自然协调;倒也不是惰性迟缓,更多的是断续、生硬,像由微小的停顿组成。这让我想起从其他同事的研究中了解的机器人的运动问题。可是这是我的女儿啊!”
这个震惊,无声无息,在当时他几乎没有注意到,好像只是到了现在,延迟几年之后,它才显露起来。梵特的语音发生了改变,出现了人类语音的粗糙,它昭示着情绪如沸腾的熔岩。当我回想接下来几个小时听到的故事时,我又会听到这种粗糙声,它对痛苦的表达要强于所有的眼泪,那痛苦是深深烙在他心上的。
“对音乐会后的聚会,我能回忆起的不多。籁雅的动作几乎又恢复了正常,让我差不多忘了先前的震惊。但我观察到,她拿杯子时,小手指是张开的。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这个动作,那不是在这下午茶期间、高雅的中产沙龙上的矫揉造作,它更像是一个毫无目的的失误动作,神经质动作。我去厕所,用冷水泼到脸上。凉水并没有泼走我的观察欲,相反带来一个对颤音的回忆,那是一次音乐会上一个失败的颤音。颤音确实是籁雅的弱处,尤其在某一处,当手指必须做出非常离奇、几乎是不可控制的动作时。我把额头按在墙上,按得生疼。我必须摆脱这个该死的歇斯底里!”
梵特瘫软下来,粗糙声消失了。“要真是歇斯底里倒好了!——这不过都是毫无意义的没有来由的激动。”他轻轻说道。
吃饭的时候,他还注意到籁雅的神经过敏。“过去那段时间她本来就很敏感,特别是同列维断绝关系之后。只是我感到,现在看到的还是与从前不同,如今的神经过敏是全方位的,身体上的表现也很突出,好像她在燃烧。带她回酒店的车上,他也感到了这种燃烧,那是压抑着的怒气,她表现出来的举动则是不断出汗。”
“这个怒气是冲着我的,也不是冲着我的,你明白吗,明白吗?”他说。
最后这两句像粗声的嘶喊。在我看来,就好像尽管已过去了几年,他还要将籁雅的部分怒气转嫁给我,以使他不再受这怒气裹挟的窒息。同时这个“你”的称呼,又是一个最后的嘶哑的呼救,就像一个人受到无情的不可抗拒的洪流冲卷时,拼命发出的。
是冲我的,也不是冲着我的——这是他最深沉的绝望形式,是内疚与孤独的可怕致命的结合;也不是冲着我的——可以感到,他怎样在逻辑性与非逻辑性之间抗争着,就像一个不再能引人发笑的大块头的巴斯特·基顿[48]。这种表达形式他只用过一次,我却能听到这句话在他心里激起的千百次回声。自斯德哥尔摩起,这个声响盖过了其他一切旋律,成了主导。这是一个永远不会停下的念想,白天有,夜晚也会出现。对所发生的一切,这是一种将所有感觉包括在内的感觉。
“酒店前台的雇员问,她能不能为他用这把琴表演一下,只要很小很小的一段;因为他很可惜不能参加音乐会。他的分头笔直得没有必要,戴着一架镜框很难看的眼镜,一看就是个笨头笨脑的男孩,为了提出这个请求,一定做了几个小时的准备。如果他没……不行,不能这样想,我必须停止这种假想。那是早早晚晚都会发生的。一切都在她——我不知为何这样想,但事实如此。如果在音乐会期间发生了的话……自那次以后,我不知这样梦过多少次。这个念头在我心中发了飙,将一切都捣毁了,碾平了,最后心里只剩下一片空荡。”
“在梦里我常感到,支柱上方铁尖的冰凉,那是酒店楼梯口最下方的扶栏支柱。一到酒店,我对这种粗粒金属就有所感觉,马上想起,它很像巴黎地铁台阶最下方的扶栏支柱。现在我又看到了眼前的那个金属尖,那上方的锥形就像一个蜷着身子的蛇头。从那时起,您知道吗,我不再能将真实的记忆画面和内在画面区分开来,这些画面都被加工变形了,谁知道是通过什么力量改变的。金属尖迎面而来,只要我一闭上眼睛,它便迅速变焦地前来。当时,当籁雅迟疑地、一脸不情愿地接受那个男孩的请求,打开小提琴盒子时,我的感觉是,她的灾难已经可以预见了。男孩怯怯地走到近处,想在近距离看看这把著名的小提琴。籁雅没有松手,不过他可以摸摸漆面。这时候又有一些酒店员工和一些嘉宾,来到大厅,满怀希望地等待她演奏。籁雅只是做了几个常规动作——简单地调了调音,不是很用心的。我以为,她会在大厅中间开始拉琴。但出现的是另外的情况,接下来的几分钟,在我大脑里就像一段拉长的影片,它越拉越长,直到断裂。有一次,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把这段影片从我脑袋里剪掉。如果因此失去了脑袋——也比总得看这段影片强。”
“籁雅向楼梯走去,为避免绊倒,她提起长礼服,然后站到第三个台阶上,是的,就是第三个,第三个台阶。接着,可以这么说,她转过身,面对观众。只是,她没有看我们,她目光低垂,在我看来,又幽暗,又迷茫。她没有什么理由不开始演奏。没有谁知道,存在着什么理由。我的身边,一个打火机点燃了。我迅速转身,对那个男子做出一副毅然决然的禁止点烟的姿态。籁雅望着前方,好似一座没有灵魂的雕像。几秒钟内,准备就绪。”
“终于,她举起小提琴,开始演奏。那是当晚演奏的莫扎特小提琴协奏曲的开始部分。”
“突然,她停了下来,而且就在一个音上。这个中断如此突兀,下面的失音状态几乎让人感到痛苦。一瞬间,我想,就这样了,她累坏了,想睡觉了。或者,我真这样想了吗?就算是一个短短的试拉,这中断也太突兀,太异乎寻常了,让人不能得到对音乐形式的任何感觉。其中的疏远感,也相应表现在籁雅的脸上。驶往音乐会的路上,我注意到,她涂了很多白粉。有时她会这样做,对此我们永远无法达成一致。现在她又开始演奏时,从明亮的白粉上看,她好像戴着罗耀拉·哥伦的面具。”
“因为现在籁雅演奏的,像前一段时间在家里楼道里演奏的一样,是那年我们在伯尔尼火车站听到的曲目。可她此刻的拉琴方式,却是我从来没听到过的:怒气冲冲的,弓拉得太猛,以至发出撕拉声,弓毛断了一根又一根,白色的毛发搭到她的脸上,那脸上写的是执拗、绝望与失控,闭上的眼睑间,睫毛膏流了下来。现在,可以看到流出的泪水,籁雅要抵抗它,做着最后的抵抗,尽管如此,她仍是一个小提琴手,要凭借坚定的手指动作抵抗内在的冲击,她用眼皮挤了一下眼球,又挤了一下,又一下,琴弓开始打滑,出现走音,我旁边的女士吓得深吸了一口气,这时,籁雅眼里噙满泪水,放下了小提琴。”
“伤心啊,现在想起来还很伤心。她站在楼梯处,那是一副精疲力竭、备受打击、被毁掉的样子。不过,它还不是灾难。几个观众看到这种情况,认为是在音乐会上精力耗尽的错。可怜的!有人在我的身后低声道。”
“籁雅的琴弓落到地上,她两手抓住小提琴脖子,我知道,这是结束了。”
梵特站起身,走到窗前。他举起双臂,身体前倾,两只手掌按到玻璃上。那样子既像要支撑自己,又像要穿过玻璃投身到下面深处。他就是以这种奇特姿势,哽咽地,粗声粗气地,讲述着他想从大脑里删除的故事。
“这时,她把小提琴高高举过头顶,身子稍微后摆,随即将小提琴背部砸到金属柱尖上。我希望她至少是闭着眼睛的,这还能表现出她自己感到这样破坏珍贵乐器,很可惜。但她一直睁眼看着一切,看着提琴摔成的碎片四处飞落,眼睛睁得大大的,满是茫然。这还仅仅是开始。琴背摔裂了,卡在金属尖里,籁雅又是提,又是拉,琴体嘎吱响着,继续破碎着,籁雅满脸是无助的怒气,肌肉紧抽到一起,小提琴拔出来了,她再次把它举高,这次她将琴马处摔向金属尖,琴马破碎,琴弦发出丝丝拉拉的声响,金属尖把一个F孔穿裂了。”
“一位穿着服务员制服的男子,第一个走出麻木状态,向她走去,去阻止她。我不是第一个走到她身边的,这点我不能原谅自己。她又取下提琴,把它当成武器砸向那位服务员。他向后退去,连胳膊都没抬。籁雅继续毁琴,一而再地将琴砸到金属尖上,从前往后地砸,她头上的头发耷拉下来,不是的,她此刻并不像一个复仇女神,那只是很短时间内的事,此刻她更像一个绝望的小女孩,一边抽噎着,一边气恼伤心地毁着她的玩具,周围的人看不下去了,纷纷离开。”
“小提琴挂在金属柱子尖上,籁雅终于瘫倒在楼梯上,她滑下一个台阶,用无力的手臂去找柱子。这时我才走到她身边,搂住她,抚摸她的头发。她停止了抽泣。我希望她至少能停一会儿,体验一下累垮了的放松。可她的身体却再次僵起来,我能感觉,所发生的一切已经让她感到窒息,这是一种不断吞噬内心的窒息。只要我看到她站在圣雷米的木柴垛背后,或者她出现在我的望远镜里面时,我就又能感到手臂中这个僵滞的躯体。”
是冲着我的,也不是冲着我的。这话他没有说,然而它充斥在房间的沉寂中。此刻我才明白,医生的那句话他听起来是什么感受:这可事关您的女儿!还有:不要搬到圣雷米。
夜里,我回想起这个悲剧的前前后后。莱斯丽有段时间对画画感兴趣,画得也很不错,我把绘画材料送到她的寄宿学校,还有画架。她放松下来时,我督促她接着画,还在电话里问她画画的情况。我想,如果有一天,她拿着厨房用刀,把她的画作,尤其是那些我喜欢的,挂在医院办公室里的,统统毁掉,那会是怎样。同梵特在那家斯德哥尔摩酒店的经历相比,这只是一个幻象,一个影子,一缕烟气。然而,这个想象已令我瑟瑟发抖。
没有酒了,我对他说,后来还给了他一片安眠药,就像当时的瑞典医生,给籁雅打了一针镇静剂。梵特坐在她床边,整整坐了一夜。完了,完了,他脑子里一再出现这个念头,这是内心的声音,是对终局的无奈感。这是籁雅音乐生命的结束,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终结,因为他现在再无法偿还挪用的资金了。这事早晚都会曝光,那便是自由的终结。会不会也是她对他爱的终结?
他们曾一起坐在玛丽那放着印花布罩坐垫的沙发上。他曾跟她一起走访罗马。他曾跟她坐在厨房桌子旁,听她问,他们可不可以去热那亚,去观赏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她去参加高中毕业考试前,他把她揽在怀里。他还能回忆起,他们想为第一把小提琴办个聚会时,没有能列出一个客人的名字。我想在家练琴——后来他也想用这句话,抵入那马格里布人的黑眼睛里。他还想到,那年籁雅在游乐场得到金环时喜极而泣的情景。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他应该对自己指责什么?有什么错误举动?错误直觉?直觉有没有正确的和错误的一说?直觉不就是直觉,不是别的吗?
在斯德哥尔摩,他租了一辆车,同籁雅往家开。她吃药后,睡去了。醒来时,他们的目光相遇,她脸上现出笑容。
“她那个微笑,就像一个欠债人,她知道这个债永远无法还清,它只能在两人之间一笔勾销。这个微笑开始于停止请求宽恕之时,微笑是阻止僵化的唯一液体。”
在车上,他有时觉得自己开错了方向;也许最好向北开,去芬兰最北边的拉普兰,逃入黑暗。接着,他又想忘记世界上还存在斯堪的纳维亚这个地方。想象中小提琴的碎块,一块块、一片片地被拼起来,天衣无缝地拼成原有的形状,再用神奇涂料——其组成已经熟知,涂到上面,这样便可以忘掉一切了,不论是楼梯栏杆,还是栏杆柱上的蛇头,都可以统统忘掉了。想象中他们又回到酒店,悄悄上楼。晚安,籁雅用法语说,旅行时她总这样。
别人告诉他,那个戴着难看眼镜头型可笑的男孩,在地板上爬来爬去,忙活了好几个小时,尽可能地拾起了所有碎片,即使是极小的,插进地毯线头之间的,也没放过。可他还是认为,这把瓜奈里·耶稣的小提琴已经毁了,不可挽回了,绝对不能再用了。
时不时地,梵特瞟了一眼轿车后座,因为提琴盒装不下这么多碎片,碎片干脆集中到一个大塑料袋里,放到了琴盒旁边。在公路休息站,他的目光总要落到大垃圾箱上。那个大塑料袋上有一家斯德哥尔摩百货大楼的名字,这个印迹一定得除掉。然而,他还是做不到。梵特关上盒盖,扣上盒锁之前,黑先生用他瘦骨嶙峋、布满斑痕的老手抚摸着小提琴,一副不舍的样子。“就这样吧!”他说。
“琴……”籁雅在半睡半醒中喃喃道。他将手伸过去,默默地抚摸她的肩膀、手臂。那场灾难之后,他再也不能拥抱她了,也不能抚摸她的头发。他很渴望这样做,又无奈于籁雅的麻木。夜里他像一个护士,擦去她额头上的汗水。一次他弯下身,想吻她的额头。只是没有做到。
他在清晨迷迷糊糊地睡去时,做了一个至今挥之不去的梦:酒店前台的那个男孩想把戳在栏杆柱尖上的小提琴取下来,可是他办不到,他又拉又拽又转,提琴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继续破裂。可他还是取不下来,就是不行。
在渡轮上,妹妹昂内塔来电话时,他站在栏杆前,对着夜空望了好半天了。我们在一起已经三天了,他的故事也讲了三天,讲了十三年间发生的故事,可他一直没有提过他妹妹,听上去就好像他是一个独子。
“她为什么偏偏有这么一个瑞典名字?该死!也许因为ABBA[49]!可是1955年的时候,还没有这个乐队。那是一位杂志里的时尚仙女,母亲就是受了她的启发,母亲对那些时尚杂志很着迷。她说:‘你想啊,不能叫昂内丝,也不能叫阿嘎塔,对,就叫昂内塔!’”
“那时他们的婚姻还未破裂,爱情还没从星星上落入尘土。父亲后来讲这个插曲时,总是拉过母亲因痛风而变形了的手,让人感到,那些星星的确是有过的。因而,昂内塔身上总有一缕微弱的星光,像点点金粉,就好像她头发里有无形的细细的金丝。其实她身上没什么发光的,她永远是个乖乖的、缺乏想象力的勤快女孩,她不喜欢我的无政府主义,不喜欢我的缺乏节制。‘你就是个压路机[50]。’她说。她当然认为我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所以我想向她证明,事实是相反的情况。”
“所以,现在很难跟她在电话上谈。小提琴的事,我什么都没说。精神崩溃——这已经足够了。”
“‘得找梅甸大夫,’她当即说,‘我们必须把籁雅带出国,得远离媒体,这个大夫很好,非常好,这家医院口碑极好,而且用的是法语,是塞西尔的母语,我认为这很重要。’”
她是一个临床心理学家,在法国的蒙彼利埃同马格里布人一起工作过,她总是很佩服他,也许还不止佩服。
“见到籁雅时,她表现得镇静自若,尽管心中暗暗震惊、伤心。她让我们给她看瑞典医生给的药,然后气得直摇头。我这个妹妹,我已多年没见了,她的成熟与举止言谈中的专业能力,令我刮目相看。她什么都要知道。我只说,事关一把珍贵的小提琴。”
“籁雅睡了,我们坐在厨房。昂内塔看出这长距离的驾驶令我筋疲力尽,中途我们只在汽车旅店休息了几个小时。”
“‘你能理解吗?’她问。”
“‘我们能知道什么!’我说。”
“‘就是。’说着,她走到我身后,走到粗暴骄傲得能把一切碾碎的哥哥身后,用手臂围上我的脖子。”
“‘唉,马亭。’她说。后来她是唯一站在我一边的。”
我们能知道什么!先前,讲述时用的语言,部分很有节制,有分寸,就像报刊通讯。而现在,他要粗声大气地把话都说出来。
“该死的,我们都知道什么!所有的人都做出一副好像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样子。昂内塔也好,那个北非人也好,就连我的同事,我也得听他们胡扯。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对这种事,什么也不知道!”
他坐在扶手椅子里。这时,他身体前倾,把胳膊肘支在膝盖上,头深深垂下,好像陷入空虚。他干涩地呜咽起来,有时听上去就像咳嗽。内心的绝望使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直至全身不住地颤抖,抽搐。我想我得做些什么,就像昂内塔,站到他身后。可我不知道这又能怎样。只是,什么都不做是不可能的。结果我跪到他面前的地板上,用手臂揽住他的头。几分钟后,颤抖才渐渐平息下来。我又拉起他的肩膀,让他坐直。我见过很多病人,筋疲力尽的。不过,这位——还是完全不同的。他瘫靠在椅背上,我希望,我能把他的这张头像上露出的空虚绝望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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