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中间的隔门留了一个空隙,灯没关,出去了,像昨天晚上一样,我去了酒店下面的图书馆。
我熟悉这夜晚,
……远远地我走向那城市灯火。
看到了最让人伤心的城市街巷。
除了惠特曼和奥登,罗伯特·弗罗斯特是莉莉安向我介绍的第三位诗人。
我走上几英里,然后去睡觉。
这样的句子让她很生气,在嘴里说出来就像流行歌曲里的唱烂了的段落。她说:“诗歌,是一个孤独的严谨事情,是唯我论的。甚至,我不应该和你谈这件事。可是……嗯……”
这个护士,竟然知道“唯我论”这个词。莉莉安,你为什么会意外身亡?你完全可以在印度接着为我擦去头上的汗水。那个冬日,我曾同她走在波士顿朦胧的黎明时分,听她的爱尔兰口音。但这是行不通的。一切都很空,没有生命力,离得很远。现在,我却得在手臂中感觉马亭·梵特的脑袋,闻他乱发间的苦涩味。
我担心还会发生什么。“后来她是唯一站在我一边的。”那是指她在法庭上站在他一边,不可能是别的。
接下来,是籁雅之死。斯德哥尔摩事件还不够吗?一个人到底能承受多少痛苦?“那是我最后一次去圣雷米……是的,我想,是最后一次了。”这里的解释还不清楚吗?
我应该阻止。真应该吗?我真允许吗?对于不可治愈的疾病,我的观点是明确的,不可动摇的,这是一个尊严问题。可是现在这个情况呢?
近午夜了。我还是给保罗打了电话。“要是一个人确实不行了……”我说,“确实不行了……会不会没有问题?”他说,我的话像是让人猜谜。
我为什么没有朋友?没有用不着说明就知道、就能滑入我的思想世界的朋友?莉莉安对此会说什么?“我讨厌受管制。”不过这与受管制无关。那同什么有关?
我给莱斯丽打电话。她在睡觉,说她得先喝一杯咖啡。她听上去很勉强,我认为那是生气了。不过,她打回来时,语气轻松了,我一时以为,她很高兴我打电话。
要是一个人确实不行了,她说,那一定得问他本人,而且一定得帮助他。她谈她的病人,我很高兴,我们可以不谋而合,所见略同。只是这里还是另外的一回事。是悲剧……她说,那样的话,就得有人帮助来完成……可是,这个我当然也知道……
我怎么能期望别人说出超越陈词滥调的话?期待那些没有揽过梵特脑袋的人来给我解答?
感到了我的失望,莱斯丽有些不快。“前天你问住宿学校的事,乐器的事,现在……”
“我很高兴,我们现在能经常联系。”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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