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除了亚瑟·米利根夫人和詹姆斯·米利根先生以外，我们谈论的好像没有其他话题了。
亚瑟和他的母亲在哪儿？我们到哪儿去找他们？在哪儿能找到他们呢？
米利根先生是不是有什么与我父亲弄不清楚的事情呢？
自从卡比出事，收到巴伯兰妈妈的信以后，马西亚总是不停地对我说：“我们回法国去吧。”而我的老调是：“我不应当离开我的家。”
我在坚持自己永恒的说法“我该留下来”时，总还加上一句“为了找到亚瑟”，这样马西亚就不再反驳了。
“如果你了解我多么渴望你能找到米利根夫人该有多好！”马西亚有一天对我说。
“为什么呢？”
马西亚犹豫了片刻之后回答：
“因为她对你太好了。”然后，他又加了一句：
“她可能会使你找到父母。”
“啊，马西亚！”
他仍然坚持我不是德家人的想法。我并没有勉强他放弃自己的观点，因为我也有我的想法。
的确，我的想法很模糊、很混乱、很难说出口，可能比马西亚的想法还要愚蠢。
既然如此，我们只有等待。
在等待的时候，我们继续在伦敦的街道上游荡，因为我们不是那些享有特权的乐师，他们在街区里有自己的地盘，有属于他们的观众。我们还太嫩，又是新来乍到，充当不了这样的老板。我们常常被苏格兰的彪形大汉赶走。
同样，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对付那些在街头卖艺的黑人乐师。他们不是真的黑人，是假的，他们比吹风笛的苏格兰乐手还要吓人。
有一天，我们正在观众里充当他们的围观者时，我看到他们当中有一个最古怪的人在向马西亚打招呼。
“你认识他？”我问马西亚。
“是鲍博。”
“鲍博是谁？”
“是我在加索马戏团的好友。多亏他，我才学会了几句英语。”
“你刚才没认出他来吗？”
“见鬼！在加索马戏团，他脸上涂的是面粉，可现在却抹上了黑鞋油。”
也许是出于对马西亚的友谊，鲍博也对我表示了亲切感，这样我们又有了一个朋友。多亏鲍博的经验和忠告，我们在伦敦街头的生活才变得自在起来，这以前，我们还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生活。鲍博也很喜欢卡比，他常对我们说，如果他也有一条像卡比一样的狗，他很快会发大财。
圣诞节渐渐临近。我们不是在上午而是在晚上八九点钟离开红狮院，到没有车辆来往的街道和广场演奏，然后我们走向大街。我们奏起最温柔的乐曲，这些乐曲具有伤感和宗教的特色。马西亚的小提琴在哭诉，我的竖琴在呻吟，当我们稍稍地停下来休息的时候，晚风吹来了远处别的演奏队的乐曲。我们的音乐会结束了。我们祝贺大家：“女士们先生们晚安！圣诞节愉快！”
我们必须演奏，尽管手指快冻僵了。圣诞节的气候对我们是严酷的，而在连续三个星期的节日中，我们每天晚上出去，一天都没有缺漏过。
在店铺关门之前，我们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滞留在家禽店、水果店、杂货店和糖果店铺前张望。
世上那些幸福的孩子，只要扑到父母怀里，就可以吃到那些令人心动的美食。而我们这些贫穷的苦孩子，只有在到处流浪或在自己的幻想中，才能看到美好的家庭节日。
快乐的圣诞节是为被人所爱的人存在的！
马西亚没有把我们的忧虑向他的朋友鲍博和盘托出，但是却委托鲍博打听米利根夫人的地址，这位夫人有一位瘫痪的儿子相伴，或者能打听到米利根先生的地址也行。但是，在英国姓这个姓的人太多了。
于是，马西亚又开始与我唠唠叨叨地说着该回法国去，而且争吵得激烈起来。
“我害怕，”马西亚说，“我们走吧，你看着，我们要大祸临头的，赶快走吧。”
全家人离开伦敦到英国各地活动的日子到了。两辆车子油漆一新，上面塞满了尽可能在旺季销售的一切货品。那么多杂七杂八的商品都能堆在车子里，真是件神奇的事：从布匹、针织品到针头线脑，从耳环戒指到肥皂香皂，从药粉药水到洗头水，样样俱全。
我父亲早就发现用提琴和竖琴可以给他挣大钱，所以让我们随车当乐手。
“回法国去，”马西亚说，“一有机会我们就逃走。”
“还是先在英国试试，然后再看吧。”我说。
我们重新踏上了漫漫长途。但是，该去哪里、做些什么事情，都不是由我来做主了。
出发的当天，我亲眼目睹了父亲是怎样推销他那些廉价商品的。我们到了一个大村子，车子停在一个广场上，放下车后的档板，所有的货品就展现在好奇的顾客面前了。
“请来看价钱，来看价钱啊！”父亲大喊大叫着，“走遍天下也找不到这么多便宜货！我进货不付钱，你们买货差不多不付几个钱啦！是奉送啦！看价钱看价钱！”
我看见那些人一面看价一面走开，还说：
“这些货该不是偷来的吧？”
“他自己也是这么说的。”
我与马西亚又开始讨论起来。
“你能就这样忍受这种耻辱吗？”马西亚问我。
“如果你不想让这种耻辱使我更加痛苦，最好别和我再说了。”
“我们还是尽快逃走吧！”
“好吧，让我再考虑几天，我们再做决定。”
“抓紧吧，食人妖魔已经闻到肉香，我已经感到危险逼近了。”
离开伦敦好几个星期后，我们来到一个市镇，郊区有一场赛马会。鲍博和他的同伴到那里助兴，他们的乐手病了，约我和马西亚帮忙。我们同意带卡比前往。但是父亲却要我们把卡比留给他。
我们的演出十分劳累，马西亚还被一个大木杆碰伤了脚，不能走动了。于是，我们决定把马西亚留在鲍博的车子里，我一人回到大橡树客店去。
应该去看看德里斯考尔一家，不知他们明天到什么地方去？
那个脸色阴沉的老板给我开了门。他朝周围看了看，听了足足好几秒钟，说道：
“你们的车子走了，你父亲让你们到路易斯赶紧去找他，要走一整夜路！一路平安吧！”
这是路易斯，我在地图上看到过这个地名。
我不能丢下马西亚一个人径直去那里，哪怕再累，也得先回赛马场。
我又开始往前走。一个半小时以后，我已经钻进鲍搏的车子，睡在马西亚身边的麦秸堆上。我只说了几句话，向他描述事情的经过，然后就累得睡着了，睡得像死猪那么沉。
几个小时的睡眠使我恢复了体力。
走出车子，我朝鲍博走去，他起得比我早，正在那里点火。我看着他，突然好像看到卡比，它被警察牵着朝我们这边走过来。卡比也认出了我，它挣脱了警察手里的绳子，蹦跳着跑到我身边，一下子跳到我怀里。
“这狗是您的吗？”警察问我。
“是的。”
“那好，您被逮捕了。”
警察的手紧紧地抓住了我的胳臂。
“您为什么要抓这个孩子？”鲍博问。
“您是他哥哥吗？”
“不，我是他的朋友。”
“昨晚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孩子爬梯子从一扇窗钻进圣·乔治教堂，他们随身带了这条狗。他们逃走时，没有把狗带走。我们在教堂里发现了狗。我想用这条狗肯定可以找到小偷，果然抓到了一个。他的父亲现在在哪儿？”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提给鲍博还是我的；我无言以对，我已经崩溃了。
但是我很清楚所发生的事情，我不由自主地猜测到：刚才卡比并不是要我看车，而是因为它耳朵灵敏，已经觉察到有小偷在教堂里行窃。
可是我要想的不该是小偷，而是我自己。不管他们怎么样，我要尽量保护自己，即便不惩罚他们，也要证明我的清白。
我正在猜想其中的缘由，马西亚听到警察的吵闹声愈来愈高，也下车跑到我跟前。
“跟他说，我不是小偷，”我对鲍博说，“因为我和你一直呆到凌晨一点，我在大橡树客栈和老板说了几句就马上回到这里了。”
鲍博把我的话翻译给警察，可他好像并不像我所期待的相信了我的话，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教堂在一点一刻禁止入内，”他说，“这孩子是一点钟或者提前几分钟从这出发的，他已经算计好了：他可以在一点一刻前和小偷一起进教堂。”
“从这里到城里一刻钟不够。”鲍博说。
“哦，跑去呗，”警察分辩道，“还有，谁能证明他是一点钟离开客栈的？”
“我证明！”鲍博大声说。
“好，”警察说，“你应该明白你的证词应付出的代价。”
鲍博生气了。
“请你注意，我可是英国公民。”他很有尊严地说出这句话。
警察耸耸肩。
“如果你对我进行人身污辱，我要向《泰晤士报》写信告发你。”
“等我把这孩子带走，他可以在法官面前申诉。”
马西亚走过来扑到我怀里，他用肯定的语气对我说：
“鼓起勇气来！我们不会抛弃你的！”
我这是第二次被拘捕，这一次我所蒙受的耻辱比以往带给我的是更深切的痛苦。
这次关押我的牢房是一所真正的牢狱，窗户上装着粗铁条栅栏，牢房里的陈设仅有一张坐凳和一张吊床。
现在是多么令人恐惧，未来又多么叫人寒心！目前的问题是我要在牢房里呆多久才能去出庭受审。
狱卒告诉我第二天就可以出庭受审。
在法庭上，听了教堂执事的证词后，又听了所有和他一起进教堂的人作证。但是，他们都表示没看见什么，只是看见窗户开着，小偷有可能从那儿逃走。
后来法庭也听了我的证人的证词，这些证词是鲍博以及他的同伴和客店老板做的，他们证明了我那一晚上的作息时间。但是不清楚的有一点，就是我离开赛马场的时间。
法官宣读了审讯记录，然后宣布我将被转到郡监狱，等待陪审团裁决我有没有必要上重罪法庭。
重罪法庭！
我瘫倒在被告席上，唉，我为什么没有听马西亚的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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