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应得的荣誉

华莱士从海外回来了，听到这个消息，达尔文非常高兴，他们虽然一直在通信，可总是没有机会在一起好好地聊聊。特别是几年前在林奈学会上宣读论文那件事，因为事先没有征得华莱士本人的同意，所以达尔文一直想当面向他解释一下。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就在《兰花的传粉》出版后不久，华莱士专程从伦敦到唐恩看望达尔文。华莱士是乘坐达尔文派去的马车来的，车一到，恭候在大门口的达尔文就迎上前去，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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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为科学研究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这让他苍老了很多。

39岁的华莱士是个瘦高个儿，两条长腿，满头黑发，深蓝色的眼睛上架着一副无框的小眼镜，分布均匀的胡须修剪得很整齐。相比之下，53岁的达尔文就显出了“老态”，看上去就像是华莱士的长辈。

达尔文按照往常接待来访学者的习惯，把华莱士领进书房。仆人给华莱士递上一杯柠檬水，华莱士轻轻呷了一口，达尔文这才问道：“华莱士，你究竟在外边待了多久呢？”

“整整8年。”华莱士回答道。

“那去过的地方一定很多了？”

“主要是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我在马来西亚、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西里伯斯、摩鹿加、帝汶、新几内亚都待过一些时候。”

“那里居住的可都是未开化的种族啊，你能在那些地方待8年之久，真了不起！”

接着，达尔文把话题一转，说：“你的成绩更了不起，回到英国之前，就已经发表了35篇文章，我读过你的全部文章，对你的文笔和论点非常敬佩。”

听达尔文这么说，华莱士深受感动，神情严肃地说：“可我还没有写出一部像你的《考察日记》和《物种起源》那样高水平的书呢！”

“不，我只不过比你先走了一步。我感到惊奇的是，你是怎么想出‘自然选择’这个理论的，为什么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想法这样完全一致？”

“我受你的《考察日记》的影响关系很大。我是在1847年读到这本书的，从那时起，我就迷上了今天正在从事的事业。”华莱士始终把自己摆在“晚辈”的地位。

两人谈得很投机，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达尔文建议：“你有兴趣去散发着泥土清香的小路上走走吗？”

“当然，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你大概还不知道这条小路的名气吧？因为你的一些重要思想是在这条小路上散步时产生的，所以在伦敦，有人把它称为‘通向未来的小路’呢。”华莱士欣然接受了达尔文的邀请。

达尔文和华莱士会面不久，莱尔的《人类远古性的地质证据》出版了。出版之前，达尔文就看过这本书的手稿。他对这本书不太满意，认为只是用地质证据对人类起源进行了一般性的观察，而没有反击反对派的挑战。

在和莱尔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后，达尔文又一次病倒了。1863年是达尔文最难度过的一年，他的健康状况糟透了。他过去常闹肠胃病，要不就是失眠，可现在这些病痛都加重了，而且经常犯，犯起来就卧床不起。

这一次他又病倒了，躺在床上，回想起他曾经用过的各种治疗方法：水疗法、痛风石疗法、硝酸盐疗法、冰袋疗法、饮食疗法、使用高锰酸钾的臭氧化液疗法，以及用沾过醋的铜钱缠绕腰部和颈部的“土疗法”。可这些疗法都没有明显的疗效。

爱玛强迫达尔文放下手里的全部工作，甚至连书也不让他读。可他根本不会休息，他“静养”中的大脑比正常工作时还活跃，即使不能写作了，他还是要“动手”。不知什么时候，他从外边弄来了一株野黄瓜，悄悄地养在花盆里，每天都要侍弄一番。后来，他惊奇地发现，野黄瓜各个枝条的最高部分都缓慢地缠绕成圆圈，在缠绕了两三圈之后，这些圆圈又自动解开了，并向相反的方向再缠绕成新的圆圈。从解开到重新开始缠绕之间，大约有半个小时的静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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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来源于生活中的细心观察。

达尔文孩子似的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孩子们，他们都被这有趣的现象迷住了。达尔文当然不会“有趣”一下就过去了，他联想到黄瓜属于攀缘植物，记得有两个德国人提到过攀缘植物的这种特性，但没有做进一步的研究。他的大脑马上变得异常活跃：“我何不就这个问题写一本小书呢？这肯定是一本令许多人吃惊的小书。”

他身边没有可以探讨问题的人，莱尔、胡克、赫胥黎都不在，只好跟孩子们讲。孩子们听了都连声叫好：“爸爸，爸爸，要是能写成一本书，那可就太有意思了！”

爱玛很快发现了达尔文书房里的“秘密”，但她觉得这并不妨碍达尔文养病，就假装不知道这件事。达尔文见爱玛不干预自己的事，便“得寸进尺”，索性动笔，写起关于攀缘植物的小册子来。爱玛发现时，他已经写了将近一半，他还为自己找借口，说：“我这都是为了孩子们，我答应过他们要做这件事的。”

听达尔文这么说，爱玛只得叹口气，默许达尔文写完剩下的那一半。她深知达尔文的脾气，你想让他停下已经干了一半的事情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达尔文《攀缘植物的运动和习性》一书的写作经过，完全是达尔文在病中完成的，全书有100多页。林奈学会的《学报》介绍了他的这项研究成果。这本小册子因为没有直接触犯“神学”，所以受到博物学家们的一致好评。

正当达尔文在病中“偷偷地”写“攀缘植物”的时候，他听到一个消息，英国皇家学会柯普雷奖章的评选活动正在紧张进行。柯普雷奖章是英国科学界的最高荣誉，谁得到了它，就等于确立了谁在科学界的崇高地位。

达尔文的朋友们当然希望他能够获奖，他们不认为这是达尔文个人的事，因为只有经过比较保守的老一辈学者的认可，达尔文才能赢得这个荣誉，因此意义重大。毫无疑问，获得柯普雷奖章将是达尔文主义的又一次胜利。

在一封郑重递交给英国皇家学会的推荐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达尔文先生不仅是当代卓越的博物学家之一，而且今后将被视为所有国家、所有时代的伟大博物学家之一。达尔文先生的伟大著作《物种起源》一直不被列在正统的科学研究范围之内，这是不公正的。他经过了20年的调查研究之后，发表了他的观点，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说：这些观点立刻在整个文明世界引起了轰动。这是一个独立的头脑不懈努力的结果，能在这样广泛、难度这样大的问题的研究中取得成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这封有份量的推荐信堵住了那些“上世纪”的评委们的嘴，他们一时讲不出什么反对的理由，“被迫”同意授予达尔文柯普雷奖。

达尔文估计在授奖大会上会出现令人不愉快的场面，因而没有出席这次大会。

1864年11月，颁奖大会召开。果然不出达尔文所料，大会主席在致辞时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如果达尔文在场他一定会感到不安或愤怒的。他说：“给达尔文先生颁发柯普雷奖章，是明确地排除了对《物种起源》的考虑的……”

他话没说完，赫胥黎就站起来反问：“怎么能这样，主席先生？皇家学会理事会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并没有回避《物种起源》啊，当时的讨论记录都在，您为什么要违背大家讨论的结论呢？”

莱尔也反对大会主席排斥《物种起源》的做法。

这样，大会主席不得不表示，他会在致辞的印刷文本中改正他的意见。然而他说话不算数，达尔文收到的印刷文本中仍然有“排除了对《物种起源》的考虑”这句话。

然而，敌对者们用这种“蒙混”的做法并不能抹掉这枚奖章的光彩。他们想阻止《物种起源》向还没有达到的地区传播，是根本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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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淡泊名利的精神令人敬佩。

获奖以后，达尔文收到许多朋友和支持者的祝贺信件。达尔文在给赫胥黎的回信中写道：“颁给我的真正的奖章，是你和其他人写给我的这些信，而不是那块圆形的小金牌。”

柯普雷奖的确是达尔文应该得到的荣誉。比这种荣誉更重要的是，这种“公开的奖赏”毕竟帮了达尔文主义的忙，对传播物种起源的观点是大有益处的。

我的一句话感受

淡泊名利是名人获取成功的重要条件。